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说：“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也会变成谬误。”现在看来，列宁的这番话还是正确的。就是列宁自身，也是把本来有道理的事情做了过多的发挥，从而出现了以前警示过的谬误。
　　我认为，对于一个高水平的理论家，最重要的事情是正确地判断社会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有的放矢，要有恰当的分寸感。
　　目前的中国到底是道德杀人还是道德败坏？眼下，各种无德无才的人已经平步青云，很多人的恶行不但不能给他带来麻烦，反而因此为他们提高了知名度，从而为他们带来更多的名和利。此时，再卖力地反对道德，反对泛道德主义，讥讽道德大棒，就会走向反面了。这种偏执的反道德运动，实际上也为贪官提供了精神上的力量。
　　目前的中国到底是压抑人性还是私欲恶性膨胀？应该说，两种情况都有。不能不说的是，很多自私论者实际上是在秉持双重标准。他们强调强者自私的合理性，强调违规者的自私，却忽略了弱者和守法者的权益。
　　关于传统，中国的混乱难道不是在打碎传统的同时出现的吗？还要继续打碎传统，无疑是偏执了。
　　至于个性张扬，已经被很多人用来为各种违规行为开脱。他们不知道，你有张扬个性的权利，别人也有对你做出评价的权利。
　　缺乏分寸感的理论家，就会不顾客观现实，不断地朝着一个方向论证。在中国，进取很容易变成僵化。这种僵化，就是僵化地认为变化就是合理的，破坏就是合理的。

　　我不知道上面说清楚没有。我认为，没有分寸感，不顾具体情况，坚持批判和破坏，是目前中国社会走向失范和失序的重要原因。
　　2. 道德与虚伪的价值
　　再谈一谈有关道德的问题。
　　制度是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与此同时，制度也是由人来执行的，由人来遵守的。道德的存在，以及道德尚能起到的效用，使得大多数人能够远离法律所规定的限度。
　　道德是法律的灵魂。假如人人都没有更高的要求，都想试探法律的界限，都想钻法律的空子，法律和法官会应接不暇的。在世界上的失败国家里，法律和道德都是缺失的。
　　我们应该反对虚伪道德，但道德不因为存在某些虚伪性而失去其意义。很多被认为是虚伪的东西，恰恰是我们须臾不可离开的。人与动物一样，也是趋利避害的。但是，人类社会需要某些自我克制，需要法律和制度的约束。就人的本性来说，是不喜欢克制和约束的。不喜欢的事情还要提倡，也许就是虚伪吧。我想，在不过分压抑人性的前提下，能够不断地克制和约束自己，虚伪就成为真实，就成为美德了。

　　3. 山寨国家与机会主义
　　说得远一些。对于造成中国目前乱象的原因，有着很多的解释。那种从几千年前讲起的说法，应该属于不着边际。如果讲得远一些，我们可以从将近100年前的辛亥革命开始。
　　革命以前，有人认为只要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王朝，一切都会变得美好。然而，汉人已经有200多年没有执掌最高权力了。民国初年的混乱，除了有社会变迁的原因之外，汉民族治国的经验不足也是重要的原因。作为对比，我们可以看到，苏联解体之后，很多新独立的国家在治理上比不上俄罗斯。还有，独立历史较短的巴尔干国家也经常出现混乱。

　　把问题追溯到辛亥革命，还是有些遥远。辛亥革命以后不断地革命与变化，使中国失去了在安定中完善的可能性。特别是在近几十年，无休止的革命和运动，破坏性是很大的。
　　今天，我还要大胆地宣称：30多年的改革，在制度的建设上成绩显著，然而在制度的执行上，在制度的精神上和法的精神上却大大地倒退了。知道制度的重要性，制定了很多制度，却在诸如拆迁等问题上无节制地破坏制度，这就是中国的现实。
　　不仅如此，由于反道德主义，拜金主义和反文化的倾向泛滥，中国人的素质已经空前低下。法律之上，已经没有道德和文化的防线了。
　　我认为，30多年的改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无视制度，无视道德，粉碎传统，扭曲文化的，彻头彻尾的山寨国家。中国的问题，不完全是民主与威权的问题。沉溺于偏狭的制度决定论，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于未来，同时又在现实生活中继续打碎制度、规范和道德，只能使中国更加山寨。山寨式的民主，一样是没有出路的。
　　在描述中国人行为特点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机会主义。关于机会主义，就不详述了。
　　4. 续前，学者、教授以及思想界的山寨化
　　无休止的革命和动荡扰乱了学者和教授的安宁，毁掉了他们的社会独立性，让他们在人格和学术上每况愈下。到了现在这一代的学者和教授，其人格之差和水平之低已经无以复加。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学者、教授以及思想界已经山寨化了。没有独立人格、利益至上和投机习气过重，使得很多学者和教授心浮气躁，完全丧失了基本的判断力和公信力。他们能够做的，就是追逐潮流和推波助澜。

　　在这几十年里，中国的思想界不断地被一些简单化的新理念所推动。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财富是罪恶。实行市场经济以后，金钱又是万能的。于是，企业家都是对的，工人总是不需要关心的，社会福利都是不需要的。怎样完善市场经济，怎样协调市场经济中的利益关系，却没有人关心。
　　面对泛娱乐化的趋势，鲜有学者和教授出来反对。大学不但没有与社会潮流保持具体，反而加入了追星的浪潮。
　　没有良知，没有学识，没有逻辑，很多学者和教授实际上是在宣扬愚昧。中国思想界的解放与进取，不过是说风就是雨，不过是在无休止的盲人摸象中把自己发现的那一部分当成普遍真理。
　　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从标新立异开始，先入为主地接受了十分片面和粗浅的新理念，因此而目空一切，以不变应万变，终于走向了僵化。
　　让这些有理想有牺牲精神的人走向反面，是中国的悲剧。
　　5. 底线的不断突破
　　前面说过，道德是法律的灵魂。道德，也是法律的屏障。一个法治国家不依赖人们的自律，同时国家的良好治理又得益于自律。我想，诸如本分、知足，不好意思做错事，以及对瓜田李下的回避，都有利于法律的施行。
　　前些年，有些人提出了底线问题。为此，学者孙传钊认为，强调底线实际上是降低要求，结果底线就会保不住了。事态的发展，证明了孙传钊是有远见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社会贤达、社会名流甚至社会长老都可以对政府和政府官员起到制衡的作用，对社会和社会风气也能够起到稳定的作用。但是，中国已经没有独立的社会因素了。历史上存在的政府官员对学者和名流的尊重以及对其看法的重视，已经不复存在。不用多说的是，学者和名流也已经不成体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