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蒋孝琬向王道士谎称：“斯坦因是佛门弟子，崇敬玄奘。”是否真是佛门弟子，只有斯坦因心里最清楚。正巧王道士取来一份佛经写本，上书“大唐三藏法师玄奘译”，蒋孝琬乘机告诉王道士：“这是玄奘显灵。经卷是在等待来自印度的斯坦因。当年玄奘从印度请来这些经卷，而今此地佛法不兴，斯坦因来全部取回，放回印度的寺庙供奉和研究。”斯坦因承诺捐助一大笔功德钱给王道士。

　　一派胡言。斯坦因根本就不是佛门弟子。蒋孝琬，千古罪人，串通老外，蒙骗同胞，盗取国宝，必死有余辜。没有蒋孝琬，斯坦因盗取国宝，不会如此顺利。王道士，看似聪明，实则糊涂，对国人聪明之极，对老外糊涂透顶，崇洋媚外。现在国内，类似蒋孝琬与王道士之人，还大有人在。不可不防。
　　斯坦因描述：“到了末了，王道士为我的话所动。一天清晨，将通至藏有瑰宝的石室一扇门打开，卷子紧紧的一层一层的乱堆在地上，高达十尺左右。等到王道士取出几捆，允许我们到新建的佛堂一间房子里，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把卷子内容急速展观一遍之后，这一座宝藏从各方面看来之重要，便可自行现出了。”斯坦因欣喜若狂。王道士被所谓玄奘显灵和金钱所迷惑，但心里有鬼，所以“用帘幕遮起来以防外人窥见”。

　　斯坦因描述：“道士自被我们开导以后，于是很热心地将卷子一捆又一捆抱了出来（括号内为我的点评：不是开导，是蒙骗）。尤其使我高兴的是这种奇怪的存放地方保藏之好（没有王道士、蒋孝琬、斯坦因，这批国宝可能保存到现在依然完好，但文丨革丨期间恐遭毁灭）。有用无色坚韧的画布作包袱的一个大包裹，打开之后，全是古书，大都画在绢或布上。那时实在没有时间去找寻供养的文辞，并仔细研究绘画（推测斯坦因想法：都是好东西，怎样能拿走更多。斯坦因不懂汉语，足见蒋孝琬出了不少坏主意）。我所注意的，只是从这惨澹的幽囚以及现在保护人漠视的手中，所能救出的究竟能有多少（此处有争议，但无论斯坦因动机如何，将其它国家文物盗取到自己国家，不是光彩之事）。到了这一步，热烈的心情最好不要表露的太过，这种节制立刻收了效（搞古玩之人大多明白此理，看到好东西，不可喜形于色，否则卖主会抬高价格，甚至不卖，斯坦因应是深知此道）。道士对于这种遗物的漠视，因此似乎更为坚定一些（国人要自省，否则老外不会得逞）。”当下国内文物保护，仍不尽人意。从事文物保护和研究的人，不真正喜欢文物。从事音乐的人，不真正喜欢音乐。从事影视的人，不真正喜欢影视……。混饭而已，浮躁之极，长此以往，难出精品，全是垃圾。各行各业都有此现象。

　　斯坦因描述：“当时我最重要的工作是把王道士对于流言的畏惧心情除去。我很谨慎地告诉他说将来我要捐一笔功德钱给他建庙。但他一方面惧怕与他的盛名有玷，一方面又为因此而得的利益所动，于是常徘徊于二者之间。到末了，我们（应指斯坦因与蒋孝琬，可见蒋孝琬“功劳不小”，也许还包括王道士，三个人就这样开启了盗取国宝之门）成功了！”王道士，以前是小打小闹，零散卖些文物，如今要大批倒卖，也曾犹豫，但最终难敌诱惑，实在糊涂。

　　斯坦因害怕被人发现自己盗宝的行为，让蒋孝琬夜间去搬运，蒋孝琬偷运了八个夜晚。
　　斯坦因总共取得了近万经卷文书，五百多幅绘画，装了29个大箱子。
　　斯坦因给了王道士一点儿（少得可怜）功德钱。蒋孝琬出面与王道士谈价格。斯坦因对蒋孝琬说：“可以给2000两，必要时可增加一倍。”蒋孝琬够黑的，吃里扒外，向着老外来压榨同胞，只给王道士200两，十分之一而已。斯坦因本人对这个微不足道的价格都惊讶得难以置信。当然，斯坦因不会亏待蒋孝琬，因为按照古玩行规，他为买主（斯坦因）押了价格，估计得了不菲的酬劳。除了酬劳，蒋孝琬还得到了一些藏经洞文物，另外在斯坦因的极力推荐下，蒋孝琬后来还当上了新疆喀什英国领事馆的汉文秘书。现在国内，蒋孝琬这样的人物还有不少。千古罪人！

　　16个月后，这批文物到达英国，被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
　　1914年，斯坦因第三次中亚探险。再到敦煌，王道士未觉悟，倒卖国宝的胆量更大了，与斯坦因进行了第二次盗卖。
　　斯坦因在我国西北探险，得到英国和印度政府的支持原因之一：测绘该地区路径和地形的需要。
　　斯坦因对敦煌文物的盗掠，使他名利双收。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授予他名誉博士，被授予了“印度帝国骑士”称号，德国给他了一笔巨额现金，欧洲学术界的一些人大力赞扬他。但一些外国友人对斯坦因的盗掠极度愤慨。比如1935年，英国埃里克.泰克曼爵士在《土耳其斯坦旅行记》书中说：运输队把中国新疆的无价之宝，一批批地运往外国的博物馆，使中国永远的失去了这些珍宝。英国东方学专家阿瑟.韦利对斯坦因表示强列不满：“设想一下，若一个中国的考古学家来到英国，在一座废弃的寺院内，发现了中古时代文书的窖藏。他贿赂了看守人，把东西拿出来运到了北京，我们将作何感想。”

　　斯坦因从敦煌带走的文物，被国外学者整理编纂，陆续出版书籍。
　　1943年，81岁的斯坦因死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附近的考古发掘现场，并葬在那里。
　　法国人，伯希和。
　　保罗.伯希和，1878年生于法国巴黎。曾在法国汉学中心学习汉语，从师于法国汉学家沙畹，是第二个到敦煌的西方探险家。
　　1900年，他被法兰西远东学院博物馆派往中国，收集文物。据传闻，某日法国驻北京公使馆被义和团所围困，法国人准备抵抗。伯希和挺身而出，对义和团将士喊话（他懂汉语），义和团士兵不战而退。（不知道他说了什么？当时他才22岁，在双方剑拔弩张之时，可劝退义和团将士，足见其勇敢而狡诈）为此，伯希和获得了法国荣誉勋章。在乱世之秋，他搞走不少中国文物。

　　1906年，法国人组织了一个赴中亚的探险队，成员只有三个：伯希和（负责考古、语言、历史）、摄影师夏尔.努埃特、路易.瓦扬（负责测绘地图，了解地形、地质、动植物）。在新疆，伯希和见到一份来自敦煌藏经洞的手稿，他非常识货，一眼看出是八百年前的遗物，价值难以估量。
　　1908年，伯希和一行三人到了敦煌藏经洞。
　　在藏经洞，伯希和待了三个星期，仔细翻看每一份卷子，惊喜万分，顺手把一些精美的卷子放在衣服里偷走。
　　伯希和与王道士讨价还价，给了他500两白银，买了近七千件文卷，并承诺保守秘密。伯希和精通汉语、藏语等文字，又经精心挑选，他掠走的文卷多为精华，许多为孤本。
　　伯希和把东西运至天津，装上轮船，由探险队其他二人护送到法国。自己则带着少量文卷，到北京向著名学者罗振玉、蒋斧、王国维大肆炫耀（不知其是何想法？买了好东西，捡了漏，因此炫耀，不得而知了）。中国的知识分子这才得知，敦煌藏经洞的文卷已被外国强盗大肆盗取，立即上书朝廷，要求立即采取措施保护藏经洞文卷。运回北京的敦煌古书约8000卷，在途中，陆续被盗。谁盗的？各级官吏，各自伸手，雁过拔毛。盗取最厉害负责是押运文物的是新疆巡抚何秋辇，当运经大车到北京时，何秋辇将大车接至其家，与其岳父李盛铎和刘廷琛在家偷选。最后把经卷中较长者，一撕为二，以充8000之数。运送北京前，王道士私藏了一部分，还把经卷藏在新塑佛像腹中。

　　外贼（斯坦因、伯希和之流）与家贼齐上阵，敦煌文物惨遭厄运。
　　伯希和在盗掠经书文卷的同时，让其探险队员把敦煌莫高窟的所有洞窟都照了相片。1920年，法国保罗.格特那书店出版了《中亚之行-敦煌艺术图录》，此书是伯希和探险队成员之一的努埃特，1908年在敦煌莫高窟拍摄的所有洞窟壁画照片资料全集，是世界上最早最全的一部敦煌莫高窟壁画图录。
　　伯希和还详细记录了所有洞窟的情况，后由法国出版了《伯希和敦煌石窟笔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