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说的伤寒，不是我们通常讲的伤寒感冒，也不是伤寒杆菌造成的“伤寒热”，而是由普氏立克次体①引发的“流行性斑疹伤寒”，这个病，通过体虱传播。为什么不直接说斑疹伤寒？因为这个病还分两种：流行性斑疹伤寒与地方性斑疹伤寒，后者由莫氏立克次体引起，经老鼠和跳蚤传播，而曹军爆发的瘟疫是在冬天，最佳凶手，就是这小小的体虱。

　　伤寒，在东汉末年非常流行，持续爆发。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曾经说过，他的家族，病死了三分之二，70%是伤寒，可以说，这在当时，是“非典”一类的恶性传染病。
　　经过认真分析，我认为，曹军中爆发的传染病，主要就是“流行性斑疹伤寒”，有什么理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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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普氏立克次体是介于细菌与病毒之间的一种独特的原核细胞型微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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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理由：
　　一、这个病，一年四季都可以爆发，并以冬春季为多，因为这时候人穿的衣服多，换洗次数也少，所以人身上，基本就是体虱的天下；而且这些虱子，还喜新厌旧，三十一二度的温度，是它的最爱，只要你的体温稍稍升高，它就迅速离开，去找下家。得了这种病，发高烧是主要症状，烧个40度也不在话下，所以客观上造成了该病的迅速流行。曹操这么多军队，卫生条件肯定不乐观，晚上都挤在一起睡觉，也没人会经常跳进长江里洗个澡，所以虱子比人还多，加之又是易感人群，得这个病，也就顺理成章了。

　　二、要在曹军中爆发瘟疫，也不容易，必须满足几个条件：有传染性、冬天爆发、潜伏期不能太长，还必须具备突发性，而这个病，则恰好都符合。靠体虱传染，冬季作案，潜伏期10天左右，一发病就非常吓人，临床表现为，寒战、高热、剧烈头痛、肌肉疼痛、颜面潮红、眼睛充血，伴有失眠、耳鸣，甚至昏迷，且多在病期第五天出现充血性斑疹或斑丘疹，严重的，转为出血性，并有脾肿大，随后，就是死亡。当然不是得了就一定死，但最高死亡率可达70%，十个死七个，已经很可怕了，因此曹操最后这么狼狈，与这个病的猖獗有莫大关系。

　　1812年，拿破仑的60万大军进攻沙俄，也是很幸运碰到这个“瘟神”，最后兵败，逃回法国时，只剩下3万人了，可见这个病的巨大威力。
　　其实曹操也考虑过瘟疫的问题，一般瘟疫多发生在温暖季节，严寒时，是很少爆发的，所以他选在七月出兵，估计拿下夏口的时间，也就在十一二月。可见在战前，他就考虑到了这个情况，并非有人说的一无所知，只是人算不如天算，就是没算到，这场瘟疫来势凶猛，并且还不知道什么病（条件所限），可算是百年不遇。
　　可以说，曹操被一只虱子打败了！另有一个客观原因——刮东南风。
　　这个原因，对曹操不管用，因为他即便知道刮东南风，只要没想到火攻，就是刮一年，他都不会理。但这对周瑜，就太重要了，因为古代的船，动力要么靠人力，要么靠风力，而风力最省事，也不累。
　　有人指出，赤壁之战时，没有帆船，所以不可能是火攻，这非常可笑。我们经常喜欢妄断古人愚蠢，其实是不了解，现在有些出土文物，比方一些丝织品和瓷器，以当今的高科技都复制不了，你能说古人很笨吗？他们虽然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航天飞机，但绝对没有我们某些人所想象的那么笨。

　　又比方一个马镫的问题，意义太大，所以争吵不休，说三国没有马镫。其实好好去分析史料，你就会发现，卫青霍去病的铁骑，百分百是有马镫的；并且霍去病墓前的石雕像中，也发现线刻的鞍镫存在；另外，近年在西安出土的西汉宫廷壁画，骑马郊游的贵族女子及猎人，都清晰的画有马鞍和马镫；其实早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在蒙古诺音乌拉山脉，就发现匈奴单于乌珠留的墓，里面就有马镫，而乌珠留，死于东汉初年。

　　我大胆预测，若干年后，一定会出土汉朝的马镫①，虽然那时的马镫多用皮革或亚麻制作，如今早已朽坏，但我相信，军官级的，肯定使用铜或铁马镫，只是深埋地下，没挖出来而已。
　　人类发明帆船，至少也有5000年历史了，在古埃及的陶罐上，就有帆船图案，据可靠资料，中国早在商代就有帆船；而在珠海发现的宝镜湾岩画，据最新研究，岩画中出现的帆船图案，绘制年代，可上溯至距今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
　　连茹毛饮血的原始人都会玩帆船了，你说赤壁之战时，黄盖还会辛辛苦苦的去划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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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据说1972年，在乌林出土了东汉末年的铜马镫；另有2000年，在灞河水上遗址，也出土了汉代的铜马镫，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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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疑难问题，为什么赤壁在冬季还刮东南风？因为依常识，那里冬天是刮西北风的，这有两个原因：
　　一、“冬至一阳生”的说法，说是赤壁一带，冬至过后，有时就会刮东南风。查《后汉书朔闰表》，建安十三年，冬至是11月29日，而赤壁之战发生在12月，显然，刮东南风不足为奇。
　　二、“湖陆风”的说法，由于水面与陆地有温差，白天水面高压，陆地低压，夜间相反，因此形成“湖陆风”。
　　对于这些气象特征，周瑜是很清楚的，手下战将也都心知肚明，所以一发现东南风起，就立即采取行动；而曹操，还在傻乎乎的等着黄盖来投降，不过等来的，却是一生的遗憾。
　　运气不好，准备不足，是曹操失败的根本原因。

　　曹操赤壁败得很惨，但并未大伤元气，这从他后面几年的行动，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一败涂地，下场就是苻坚“淝水之战”后的惨状，可他始终能稳稳的控制局面。在第二年七月，他就率领一支新组建的水军，增援被孙权围困在合肥的张辽；三年后，他又带大军，击破拥有超强实力的马超、韩遂集团十万之众。
　　虽然未能取得荆州，但曹操并没有全线崩溃，相反，襄阳一线的防线固若金汤，始终未落入敌手。
　　吃一鉴，长一智，在赤壁吃了大亏的曹操，终其一生，再也没和孙权的水军硬碰硬了。虽然后来与他在濡须口打了两仗，各有输赢，不过只是玩玩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没有大打出手；而“生子当如孙仲谋”的感慨，也就在这期间隆重诞生。
　　相反，孙权比较好动，在曹操西征张鲁时，领军十万围攻合肥，被张辽打得差点生活不能自理，几乎做了俘虏，幸而有甘宁、吕蒙、凌统与贺齐这些猛将殊死保护，才幸免遇难。
　　孙权的这次惨败，也是犯了曹操一样轻敌的错误，以为合肥不过七千守军，势单力薄，很快就能拿下。哪知道碰到张辽这种虎将，打仗不怕死，还能主动出战，居然杀到他帅旗下找他单挑。

　　更有意思的是，此役，张辽同样以少胜多，孙权军中也爆发瘟疫，遭遇跟七年前的曹操，竟然有惊人的相似。
　　难道历史，就这样在不断重演？冥冥之中，有一种耐人寻味的巧合？
　　生活是公平的，得到了，也会失去。
　　疑云重重的赤壁之战，终于以这种戏剧性的方式，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但关于它的传奇，将一直流传下去。
　　曹操回到北方休整和反思去了，而孙权与刘备两位胜利者，却又为了荆州这块肥肉，磨刀霍霍。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利益可以使敌人变成朋友，也可以使朋友变成敌人，这对赤壁之战的朋友，为了各自的利益，又开始明争暗斗、勾心斗角。

　　当有共同的敌人时，同心协力，全力对外，等敌人消灭后，往往同室操戈的悲剧又要上演了——人性如此，徒叹奈何？后来刘备借荆州不还，并以此为根据地，开始了霸占蜀地、三分天下的艰苦奋斗；而孙权，也由先前的巩固内部，转向谋求自己的帝业。
　　自此以后，曹魏、孙吴、蜀汉，渐成三足鼎立之势，三国的局面正式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