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1-01-17　09:19:20

　　无论怎样驳斥朱长城，无论扣押朱长城有多少充足的理由，在冯凯成的心里，仍然认为毁了朱长城的一生。从朱长城艰难苦难的童年，他能想象出来朱长城苦苦挣扎的情景，从朱长城的单位，也甚至还能看见朱长城正日益步入的人生辉煌。然而，他的一切就此结束了。如果抛开那四百万巨款，朱长城大概不能算一个太坏的行长。他的银行起码还没有数不清的坏帐呆帐，这说明他对国家赋予他管理财富的职责是尽心的，比起那些为了拿回扣而不惜祸害国资的行长们，朱长城或许还是比较优秀的一个。

　　朱长城说，人难道不需要良心的安宁吗？他分明在用一种悲怜的方式谴责他们不懂得人的价值，不懂得与人为善。如果说良心安宁的基础是人的良知，如果说刑警只懂得无情的抓人，不懂得给无辜者带来的苦难，这不是说刑警就没有良知吗？
　　作为天天与罪恶打交道的职业，刑警天天维护的就是人的安全与尊严。对人而言，这是最起码的生存保证，对社会而言，这是秩序的底线。人的生命、财富、尊严、平安都无法保护的话，这个社会就成了弱肉强食的世界。几十年来，这就是他的信念。
　　与那些财大气粗的老板相比，与那些权势显赫的官僚相比，刑警是卑微的。他常常能听到那种不屑的声音：“一个丨警丨察”！但冯凯成始终认为，他们是有用的人。三十年来，他的信念就是如此。
　　他没有想到，误抓朱长城对这种信念有了某种怀疑。
　　在吴欢颜的家里，苍白瘦弱的吴欢颜质问他，尽管那声音是微弱的。
　　“朱长城有罪吗？他的罪是什么罪？像他这样的罪人，你们抓了多少？你们抓得完吗？”
　　吴欢颜说着说着泪水就流了下来。她好象是怕没有力气再说话一样，用最后的力气说道：“因为你们的错抓，我的孩子……”
　　“该对你的孩子负责的不是我们，而应是他的罪。他没杀人，但他有四百万来历不明的财富，还有这房子，这房子里的一切，这是干净的吗？是他的工资能付得起的吗？”

　　吴欢颜无力而轻蔑地冷笑着说：“我对朱长城的事情心里有数。钱你们没收，人也可以关几年，但不是死罪。我早做好了同一个普通人过日子的准备。你们，难道不清楚，让我的孩子流产，不是他的什么四百万、四千万，而是莫须有的杀人……”
　　牵连无辜的人——他不相信“冷血”能逃脱他们的追踪，包括那个极有可能存在的弥天大谎——他不能释怀的是心里深深的内疚。吴欢颜有什么罪，让她遭受那么大的身心痛苦？
　　人是需要良心的安宁的，刑警天天与罪恶共舞，首先就要有良知，即使他们都抱着首恶务尽的信念。
　　而现在，他感到的正是这种良心的深刻的不安。之所以说是深刻的，是因为他已不是第一次有这种感觉了。过了四十以后，他就常常为一个悖论而困惑。作为职业，他必须去捕捉那些恶人；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人，他又常常因为那些无辜的苦难和绝望而难过，由于把那些恶人捉了起来，把他们送上断头台，他们的父母、兄弟、姐妹，还有那些天真无邪的儿女，呀呀学语的幼子因此而受到了难以愈合的伤害，这些伤害常常又是致命的。

　　正义，什么是正义？谁是正义标准的裁判？
　　正义是有意义的吗？
　　冯凯成想起自退休以后就皈依佛门虔诚至极的母亲。长长的香灰不屈地倒下，在盛满金黄色小米的香炉里跌得粉碎。缭绕的香烟在神凝气定的母亲面前久久不去。每当这个时候，他总是听到母亲说：“愿佛祖明白我儿的心。”
　　他没见过佛祖，却感到了良知。“为善戒恶”，冯凯成黯然地回味着母亲拜佛诵经的禅机。也许那个悖论是刑警这个职业所必须要面对的，用它来唤起你的良知，在经历人世间最长久最惨烈的悲欢离合时，能用良知尽可能多地呵护那些无辜无助的寻常百姓，那些软弱的无力保护自己的弱者。
　　刑警因此常常是脆弱的。他最受不了的是无辜的人绝望和哀求的目光。

　　但刑警不会是软弱的。他们追捕罪恶的意志和钢铁一样。
　　冯凯成有力的步伐，象他的决心一样不屈而坚硬。
　　“冷血”，还有那个阴谋家——如果你存在的话，你们听着，你们一定是听得见的，不把你们送上断头台，我就对不起那些无辜的殉难者，我也枉做了三十年刑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