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马来地区的宗教政策也是英国殖民主义文化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宗教政策方面，英国殖民当局利用了宗教在殖民地社会的稳定器作用，但是又没有完全硬性地支持宗教的过度扩张。有资料显示：“在英国对东方的殖民扩张中，英国东印度公司把经济利益高高置于教会的利益之上，公司在原则上还认为传教活动会危害公司的商业活动而因此加以反对” 。由此可见英国人的宗教政策非常谨慎，唯恐引起事端，危害英国的殖民事业。英国在东南亚的这种宗教政策和其他殖民主义国家利用宗教作为对外扩张手段和文明输出手段的政策具有很大差异，英国人把商业利益作为殖民扩张的主要目的，而不是把所谓“西方文明的使命”作为主要目的。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宗教成为了一种保障英国在海外获取殖民经济利益的辅助手段。

　　英国人的教育政策和宗教政策都是建立在为现实经济利益服务的基础之上，因此我们可以说英国人的殖民模式处处体现了他们的实用主义价值观。英国的这种文化政策从本质上说是服从和服务于英国的总体殖民目标的。由于英国殖民当局比较深刻地了解到马来地区的社会传统所遗留下来的巨大影响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因此采用了一种明智的潜移默化的文化政策，通过提供一定的经济利益手段和政治地位来吸引当地上层人士学习英国的语言文化，缓慢地将其英国化，但不立即触动和改变殖民地的原由社会传统。这种文教模式避免了英国文化和殖民地文化传统的冲突和对立，并且培养了一批具有英国式教育背景的殖民地上层人士，使英国在殖民统治过程中减少了层层的文化障碍。

　　四.英国殖民模式具有随机应变的灵活性
　　从整个英国近代以来的殖民主义历史以及英国的非殖民化政策来考察，英国的殖民主义模式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在不同历史时期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对殖民政策不断调整，是英国殖民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例如：“美国独立后，英国对殖民地不再使用高压手段，而是在必要时作出让步，满足殖民地的部分愿望，这就为英属殖民地在帝国范围内进行政治改革创造了条件，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的政治制度就是这样发展来的……经过长期的和平发展，当这些地区终于从英国脱离出来而正式独立时，它们都已经有相当巩固的民主制度了” 。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开始逐步赋予海外殖民地以内部自治权利。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时代，英国工业优势开始逐步丧失，列强争夺殖民地的角逐也日益白热化，殖民地的自主倾向日益明显，1901年、1907年，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被确定成为自治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促成了自治领的独立和帝国的开始解体。“正是由于一战的发生，英国对其殖民政策作出了重大调整。当直接的殖民统治政策难以维持下去之时，善于灵活处事的英国人又一次发扬务实主义的传统，顺应自治领的要求，不仅从事实上，而且从法律上退出了对自治领事务的干预” 。此后，自治领成了与英国平起平坐的英联邦成员，自治领和英国的联系只剩下了对英王的“共同效忠”，英国对其他殖民地的政策也逐渐放松。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英国殖民政策的转变就起到了巨大的影响。一战对英国殖民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一战是英国经济优劣势的分水岭，它使英国海上霸主地位旁落，“1914-1918年，英国的对外贸易逆差额高达21.34亿英镑，一战使英国经济倒退了50年” 。一战造就的新国际格局使英国沦为世界舞台的边缘，并且促成了英国国民的帝国心态的改变，一战还严重破坏了英国的老殖民体系，逼迫英国改变对自治领殖民策略。正如西方学者所说：“即使英国资源足够承担责任（指维持帝国运转)，国际政治气候也不允许英国以传统政策来维持对帝国的管理” 。大战期间，白人自治领因站在英国一边参战而使地位得到了加强，战后便要求明确界定其宪法地位。英国在此形势下灵活地分析利弊得失，并在1926年通过了“贝尔福报告”，肯定了“地位平等”是指导英国与各自治领关系的根本原则，同时又强调各成员的“自愿结合”。议会于1931年又通过了《威斯敏斯特法案》，给这种帝国内部关系以法律上的确认，英联邦初步形成二战期间，英国的部分殖民地被轴心国所占领。为了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战胜法西斯，英国政府不得不对殖民地做出重大让步，甚至允诺战后让他们独立。为了缓和当地人民同宗主国的矛盾，英国不得不吸收当地上层人士参与某些政治活动，分享政治资源，容许、帮助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942年3月英国《经济学家》杂志就曾预言“从日本占领东南亚起，英国在远东殖民统治帷幕已经落下……日本失败后，旧的制度已不可能恢复” 。罗斯福在战时也已经预感到“白种人国家不能希望长久地保持这些地区作为殖民地” 。在东南亚的马来地区，英国的殖民地在二战结束后出现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浪潮，要求摆脱英国殖民统治的呼声越来越大，例如：“经历了战争和三年半的日据时期，新加坡人不再认为英国是不可战胜的，新加坡人不会再象战前一样对英国的统治默默臣服” 。麦克米伦政府也认为，二战标志着“不列颠英雄时代的终结” 。战后，“英国在亚洲其他殖民地的白色权威已无可挽回地被粉碎，新加坡人民也开始要求更多的政治参与权” 。英帝国也认识到，由于自身力量的削弱，无法阻止殖民地走向独立。面对这种形势，英国政府采取现实主义的立场，在不放弃帝国的控制的前提下，对于执意要独立的殖民地并不加以阻止，而是对其独立进程予以干预，以最大限度地保持英国的影响与利益。“当沙捞越、北婆罗洲和文莱的人民开始卷入解放斗争时，英国殖民者就打算把北加里曼丹地区并入依附英帝国的马来亚，以便保存其在北加里曼丹的统治权” 。

　　在殖民主义模式的调整方面，英国最初是希望在包括马来地区在内的所有二战前英属殖民地恢复过去的殖民统治。例如，在日本宣布投降的当天，丘吉尔虽然已经下野，但仍踌躇满志地说：“在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搏斗之后，英联邦和帝国再次安然无恙、团结一致。曾经威胁到我们生存的恶魔暴君们被彻底击败，我们帝国的王冠在绚丽的光辉映照下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耀眼。这是真正的荣耀，它将在很长的时间里照亮我们前进的道路” 。但是，当时英国的国力和新的国际形势都不允许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继续维持过去的殖民统治，英国国内的学者也意识到：“不仅是东南亚战争的需求，整个世界大战的需求都明显地影响了欧洲人重新夺回其殖民属地的能力……如果不用大规模的人力、物质和军事力量，要恢复殖民统治是不可能的” 。艾德礼在1949年2月呈报给英王的一份文件中就明确指出“极有可能在东南亚建立一个某种类似西方联盟的组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