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来，法兰西民族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政治传统，习惯于以一种大国的视野和雄心去观察世界，正如有法国学者所说：“法国在400多年来就已经习惯了处于大国地位” 。法国学者维诺克曾指出：“除犹太民族外，没有其他民族像法国人那样如此坚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 。法兰西是“圣地”的观念可追溯到中世纪。那时的信徒们便认为，上帝对法兰西格外恩惠，基督也对它特别关照，这里是显示圣灵的地方。1789年大革命给法国人提供了新的思想和精神武器，也强化了他们对人类的使命感，使他们在摆脱了宗教庇护后，依然把自己视为上帝的使者。“在世界舞台上，法国从不愿附和他人，而总要标新立异，甚至好为人师，以民主、人权等伟大原则教导世界人民，不能否认，法国有不少干预行动确是出于奉献和道德要求，因为法国人在内心始终怀有一种对人类的责任感” 。法国作家孚梅在二战中写道：“法兰西民族的命运里蕴涵着历史唯物主义难以解释的某种神秘……世界不能没有法国，没有了法国，世界必将灭亡” 。戴高乐对法兰西的神圣更是笃信不移，为此，他宁愿把法国人的弱点与法兰西的伟大截然分开：“我对法国一向有一种看法。这是从感情和理智两方面产生出来的。感情的那一面使我把法国想得像童话中的公主或壁画上的圣母一样献身给一项崇高而卓越的使命。我本能地感觉到上天创造法国，如果不是让她完成圆满的功业，就会让她遭受惩戒性的遭难……但我理智的一面又使我确信，除非站在最前列，否则法国就不能成为法国，唯有丰功伟业才能弥补法国人民天性中的涣散……总之，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为法国” 。“法国能够，而且也必须坚持自己作为世界大国的天命” 。

　　法国人以人类拯救者自居的心态在19世纪的殖民扩张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些具有强烈的‘普世主义’观念，但实际上深受种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影响的法国人亦大肆宣扬，殖民扩张是向劣等民族传播‘文明’的‘进步事业’，是改善其落后条件的善举” 。例如，尼古拉•沙文本是拿破仑军队的一名军官，他狂热宣扬法兰西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主张征服和奴役其他民族。当时有不少诗歌、报刊、戏剧把沙文作为张扬民族精神和英雄气概的偶像。巴黎的旺多姆圆柱则是沙文主义的象征物。法国在对外殖民主义扩张中的这种大国沙文主义，背后是法国对自身文明的高度自信和通过殖民扩张推广法兰西文明的巨大决心。就总体而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法国人的自尊自大可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至于有外国人这样讽刺到：“法国人似乎形成了这样一种教条，以为人类中十全十美的唯有法国人，外国人永远达不到他们的水平，只要能接近一点这一水平就不错了” 。法国在殖民管理模式上有一个极鲜明的特点，就是特别注重在殖民地推广法兰西文明，包括法国的思维方式、宗教、意识形态、语言、生活习惯等。对此，法国表现出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它坚信自己负有向世界传播文明的使命，“法兰西是最公正、最自由、最人道的祖国” 。法兰西民族文化的优越感使法国人总认为自己是拯救其它民族于苦难和愚昧的救世主，对殖民行为要赋予一种传播文明使命的神圣灵光。在他们看来，不惜一切代价的殖民非但不会危害国家，反倒是爱国的，并且是第一需要的，“因此应该用各种可能的方法鼓励殖民，立刻重新开始伟大的殖民事业，围绕着我们国家播下新法国的种子” 。

　　关于法国对柬埔寨的殖民主义统治，法国历史学者曾如此描述：“法国的出面干预拯救了柬埔寨和高棉人民……法国的干预还捍卫了高棉这一种族，甚至在王国以外而生活在交趾支那的柬埔寨人，也由于有了法国的保护，才免于被越南人同化乃至消灭” 。“法国在柬埔寨所从事的事业，绝不只是为了恢复柬埔寨的过去……柬埔寨所有的城市，都由法国人按照当时的城建规划来建设” 。即使在法国从东南亚撤退以后，法国人依然认为：“法国虽然从柬埔寨撤退他的军事行政人员，但是它在这个国家仍旧有巨大的利益，它仍旧想竭力维持它在柬埔寨担负的道德、精神、经济、文化方面的责任” 。历史学教授雷蒙•贝慈对法国殖民者在文教领域的同化倾向有如下的描述：“法国殖民者内心深处都具有同化主义倾向。他们一向以伟大的法兰西文化而自大，认为法国是世界的中心……在殖民地的文化和教育领域，尤其是在殖民地高等教育领域，同化是法国殖民者的根本信条” 。历史学家霍尔也认为：“荷兰人和英国人在19世纪以前，并没有想要干预那里固有的宗教。而法国人却与此不同，在17世纪下半叶，他们开始进行一个以阿瑜陀耶为基地的天主教传教工作的庞大计划。但是，路易十四要改变远东人的信仰的得意计划是建立在法国深远的政治意图的基石之上的” 。 法兰西种族高尚和法兰西文化优越扎根在殖民者的脑海中，直接影响着他们的殖民统治思想。被殖民者都是不开化的劣等人，只有法国才能担当起教化他们的重担。

　　法国在印度支那建立起殖民统治后，首先在越南强制性地推行拼音文字，并逐步发展和尽可能扩大以法语为主、越南拼音文字为辅的语文教育。由于拼音文字易于学习和推广，到20世纪20年代，掌握拼音文字的人数就超过了懂汉字的人数，并逐步确立了拼音文字在越南的主导地位和作用。1898年，法国人又在西贡建立了“法国远东学院”。但是，在法国文化传播的区域差异性上，法国文化在印度支那的影响是不均衡的，法国在柬埔寨的影响，除金边外十分有限，在老挝更微不足道。法国千方百计地传播法国文化思想、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推行文化上的同化政策，强调天主教传播的作用。1804年，法皇拿破仑一世就曾经说过：“异域传教会将对我们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十分有利。我将派遣教士到各地调查情况。他们的袍服将掩护他们，并将用来掩护政治上和商业上的一些企图” 。南圻的法国殖民主义头子杜白蕾在1873年10月6日寄给顺化的苏伊尔神甫的一封信中就毫不讳言地说：“我们的目的就是使越南政府和人民信奉天主教的文明，协助南国重新整顿财政和海军、陆军的工作，最后平定那很久以来住有盗匪和叛乱分子的地方北圻” 。“法国的教会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做劝说柬埔寨人改信天主教的工作，并且在山地部落中找到了大量信徒……传教士是法国政府的得力工具，既是侦察员，又是法国精神和文化的代表……通过他们，通过教会所设立的天主教学校系统，法国能够在这个国家保留法语，传播法国的知识和文化” 。

　　法国传教士在印度支那的殖民地化过程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泰国历史学家琼赛所言：“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史是法国传教士一手写成的” 。至19世纪初，天主教可以在越南境内自由传教，传教士的活动也不受限制。“在19世纪历史中具有讽刺意味的事情之一是，反对传教士的奥尔良君主国竟然自称法国是整个东方天主教传教士的保护者”。在远东，“法国由于依靠了宗教的因素补偿了其在商业上的不足” 。正如那个时代欧洲其它国家的传教士一样，在越南的法国异域会教士并不只是信仰的传播者，站在其背后的法国资产阶级的支持促使异域会传教士自觉或不自觉地成为法国资产阶级在越南进行商业掠夺的情报收集者、倡议者、策划者，甚至“许多传教士直接参与了在越南的商业活动。更重要的是，传教士在法国对越南的军事扩张上也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相比法国异域会在法国殖民扩张活动中担任的重要角色，教会在英国的殖民活动中作用更小，这与英国的殖民指导思想有关，即商业利益至高无上，经济活动绝对优先于福音的传播，教会的宗教活动必须为殖民公司的商业利益服务。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兴起民族解放运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纷纷瓦解。对法国人来说，非殖民化的过程十分痛苦。1954年，阿尔及利亚爆发了反法民族解放战争。包括社会党人和激进派在内的几乎所有法国人都主张维持在阿尔及利亚的殖民统治。他们很难理解从法国得到如此恩惠的殖民地人民为什么要脱离法国，因为法兰西帝国的概念一直深深扎根于法国人心中。

　　二.殖民主义行政管理体制的集权性和僵化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