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在历史上就是一个既重视传统又十分讲究实际、本能地灵活对待政治社会矛盾的民族。“当欧洲处于中世纪中期，英国神学中就闪现出了经验主义之光，尽管那光线是很微弱的，却在英国哲学中成长为一种重视经验的传统” 。“它不会因为尊重传统原则而把自己的手脚捆绑住。在长期政治实践中—其中包括政治力量间的争斗、国内战争和对外侵略等等—英国很善于把传统当作维系民族统一的粘合剂，把传统当作一种精神象征加以推崇……” 。英国的经验主义在哲学上的表现就是怀疑论。马克思曾把英国哲学家培根评价为“英国唯物主义和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 。麦克米伦也曾经说过：“欧陆思想家是秉承神学家阿奎那的传统，英国则是秉承培根的经验主义传统” 。从19世纪初开始，由法国大革命带来的欧洲大陆革命浪潮愈演愈烈，但英国却能始终游离于这之外，没有出现大的社会动荡。183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全国统一的选举权法规，在此后的30年里，改革后的议会对英国法律实行了广泛的变革，从而使英国的法律和政府体制更加富于理性及独特性。“总的说来，这些改革在英国起到了此前早些时候革命立法机构在法国所起的作用：18世纪贵族政权的大部分法律特权和陈腐习俗被废除，一部更平均和更系统化的法律开始实施。这些改革深受边沁及其追随者的功利主义哲学的影响，赋予个人及私人资本以更广泛的自由，并使中产阶级在英国政治中处于头等重要的地位” 。马斯泰罗内曾指出：“集体生活局限于公民生活范围之内的国家是英国：在这个国家，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是由自由放任的自由贸易主义所支配的功利型经济。毫无疑问，英国的公民生活向公民提供了所有权方面的安全保障，而且通过大量存在的中介体使个人得以表达自己的个性。但是，在英国的政治生活中，却存留着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残余，贵族寡头集团统治着英国的议会制度” 。通过这种方式，英国的体制和机构逐渐与法国革命中产生的民主理论相适应，然而，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政治领导地位并未丧失。在英国人和法国人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区别，那就是英国人并不是根据某种抽象的理论而是依据过去的实践即历史提出他们对于权利的要求。英国的统治集团在近代以来表现出极大的灵活性：“他们同化新来者，并使新思想适应本国的社会环境，同时又没有中断议会体制和政府的连续性。因此，英国避免了法国和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大陆国家政治生活中所特有的周期性革命和偶尔的暴力行为。到19世纪中叶，英国的旧贵族政权逐渐转变成新的自由主义政权” 。对于英国光荣革命以来的政治制度变迁，马克思曾给出如此的总结：“英国是唯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 。这种评价应该说非常客观地反映和总结了英国在近现代以来的政治体制变迁中的主要规律，是我们研究考察英国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的重要路径。

　　二.法国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
　　法国的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与英国存在巨大的差异，早在文艺复兴时代，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就用一种全新的目光重新审视一切，恰如恩格斯所说“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 。相对于实用主义、保守主义传统的英国人，法国的主流思想界一向深受基督教二元论思维的影响，认为世间一切均可分为善恶两部分。善与恶都是先天、绝对、纯粹的。二者截然对立，最终善必定战胜恶。英国保守主义偏好“喜爱熟悉的事物胜过未知的事物，可信赖的事物胜过未经实验的事物，眼前之物胜于遥远之物，事实胜于玄理，充足胜于完美，现实的欢乐胜于虚幻的极乐” 。但是，温和渐进的改良胜过激烈极端的革命的老成稳健的英国式智慧，并不为多数法国人所欣赏。法国革命否认传统价值，要打倒一切现存的制度，拒绝了法国政治生活多少世纪以来据以行动的民族传统。

　　大革命急剧改变了法国的国内政治，从而也变更了国际政治。所有这些变革的关键起点是人民主权观念。法国革命者首开建立国民议会并奉其为国家最高权力的先河，正是这个国民议会在1789年宣布“主权……属于整个民族” 。“革命的法国在反法同盟面前进行殊死自卫、而后转守为攻打出法国的关键年头，大众动员、民族主义和被称为“恐怖专政”的雅各宾极权主义造就了一个力量惊人的法国。这力量不仅被用来保卫国内的革命，而且在防御性战争取得最初的一系列胜利后，迅速被用来进行对外军事扩张，无论是为了追求由“自然疆界”保障的彻底安全，还是为了输出普世性意识形态和实现超越国界的欧洲革命改造” 。“法国革命的爆发使大多数法国人和整个欧洲感到极为震惊，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面，数个世纪以来产生出的各种制度、思想、观念等遭到废弃或被极大改变，一个在18世纪里的大多数战争中遭受失败的国家此时却焕发出如此巨大的力量和革命热情，以至于法国的军队能够抵抗和打败几乎来自全欧洲的军事进攻” 。“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公会的委员们，如果分开来看，都是举止温和的开明公民。但是当他们结成一个群体时，却毫不犹豫地听命于最野蛮的提议，把完全清白无辜的人送上断头台，并且一反自己的利益，放弃他们不可侵犯的权利，在自己人中间也滥杀无辜” 。有西方政治学者曾经如此评论法国大革命：“法国革命是一个欧洲事件，它的巨大功绩是摧毁了封建君主制，消除了中世纪的陈旧残余，但是不能因此就接受人们借以打倒旧制度的自由平等的革命思想。这些理想而抽象的词语不能建立一个现代的、功能正常的国家，何况还存在着产生新的封建主义形式的危险” 。更有学者更认为：“法国大革命除了破坏之外几乎无所作为，它对此后继续发展的某些思想成果也贡献甚少。大革命所弘扬的博爱和自由从未对人们形成多大的吸引力” 。

　　与法国式的暴风骤雨般的社会大变革不一样，“法国大革命的精神在英国以社会改良的形式表现出来，改良主义者把自己当成了社会进步的推动者，相信自己的阶级利益与社会的总体利益完全一致……这一时期在英国发展起来的功利主义，就是一些自由主义者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 。甚至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欧洲各国现有的政治制度，都是革命的产物” 。但是，这种产物在英国却是以渐进式的改良主义来实现的，减少了社会动荡的成本。法国政治学家勒庞认为：“大革命中的人们在打破了人类的所有限制之后才发现，一个社会一旦没有了这些限制根本就无法运行下去。但是，当人们打算建立新的规范时，他们又意识到哪怕是最强有力的社会，即使加上断头台的威胁，也无法取代过去的岁月在人们头脑中慢慢形成的风纪。至于说理解社会的演化，判断人类的新智，预见所颁布的法律之效果，他们则几乎很少去考虑” 。伯克也认为，法国“那个国家的子民由于希望通过他们邪恶的巫术、狂野的沮咒，能够使他们祖国的制度得到新生，能够更新他们父辈的生活，他们正是在一种狂热的冲动之下把自己的父辈劈为碎片，然后置于巫师的魔瓶之中” 。

　　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社会传统和英国再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柏克就认为：“我们发现这些古老的体制，从总体上说，是有利于道德和纪律的，而且我们认为它们可以加以修正，而同时并不改变其基础……我们认为这种进步的原因就是我们并没有蔑视我们的先人所留给我们的知识财富” 。英国人的这种尊重历史的态度和主张改良的精神实际上反复体现在英国的近现代历史中，也反映在英国对全世界的英国殖民地进行统治的殖民模式中。

　　英国革命和以洛克《政府论》为代表的自由民主主义思想深深地影响了法国的启蒙学者及一部分先进的政治家，“大革命将民主制的思想和实践第一次引入法国政治，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大革命时期并不是法国议会政治的正式开端，此时的时代特征是动荡、革命和战争，时代精神是激情，是与旧制度的决裂，是革命浪漫主义” 。但是，任何民族都不可能指望突如其来的所谓“大革命”去人为地割断自己的历史和社会传统，正如马克思所说：“以建立民族统一（创立民族国家）为任务的第一次法国革命，必须消除一切地方的、疆域的、城市的、省份的独立性。因此，这次革命不得不继续发展君主专制制度已经开始的工作，即使国家政权更集中更有组织，并扩大这一政权的辖制范围和职能，增加它的机构、它的独立性和它控制现实社会的超自然威势，这种威势实际上取代了中世纪的超自然的天堂及其圣徒的作用” 。考察法国近代历史可以发现：1789至1879年共90年，先后发生了重大政治危机13次，可以这样说：“1789年后政治危机如此集中、迅速和频繁发生，为法国历史的其它时期所难以比拟，也为近代欧洲历史所罕见” 。法国这种社会急剧变革的动荡实际上加剧了法国人民的痛苦，使国家长期处于一种动乱之中。

　　日期：2011-02-16　12:34:51
　　三.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的差异导致两种殖民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