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英法两国在国内政治道路上的差异，钱乘旦曾经如此描述：“在英国，统治者在人民的坚强意志前机灵地退却。在法国，统治者和人民拼死地抵抗。两笔历史遗产决定了两条不同的道路” 。这里所说的差异实际上就是两国政治哲学和社会传统的差异。英国政治，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具有实用主义特色，这已经是英国的一种社会传统，也可称为现实主义或功利主义。在英国对外殖民主义扩张和殖民管理体制的设计和贯彻中，这种现实主义表现得非常强烈。例如，经过一战后的大英帝国开始走向衰落，它的各自治领要求帝国给它们的宪法地位进行更明确的界定，英国在1926年的帝国会议上就通过了有关帝国内部关系的贝尔福报告，指出英国和各自治领地“是英帝国内部的自治实体，地位平等，在内政和外交事务各方面彼此无从属关系，但以对英君王的共同效忠而联成一体，作为英联邦的成员自愿结合在一起” 。后来英国又在1931年通过威斯敏斯特法案，将英帝国内部关系的这种变化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二战后，随着英联邦规模的不断扩大和原来自治领独立自由倾向的加强，英联邦一词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其成员也不只是包括原来的自治领，而且包括帝国内的殖民地和附属国。这样一来，“英联邦一词实际上就取代了原来意义上的英帝国一词的含义，带有殖民主义旧有痕迹的自治领一词，也逐渐从英联邦关系的词汇中消失” 。在这个过程中英国一直在调整其殖民主义政策，并没有强行推出任何不切实际地同化殖民地的强硬政治政策，而是逐步顺势而为。在国内保守党政府重整军备政策及对殖民地的军事镇压消耗了英国财政预算的绝大部分严重妨碍了国内福利国家建设以及国内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而也引起国内人民尤其是中产阶级的反对，保守党政府也承认“主权独立的进程……是不可避免的了……” 。英国工党政府更是意识到英帝国的非殖民化已不可避免，此时最明智的做法只能是在必要时让各主要殖民地实现自治，同时努力将英帝国向联邦发展方向引导，实行用联系密切的英联邦代替帝国的政策，以此维护战后英国的大国地位和在原殖民地的经济利益，1949年5月的一份内阁档案中说：“英国殖民政策的目标很简单……就是引导殖民地在联邦内走向自治” 。渐进式殖民撤出方式可以为英国赢得时间对殖民地实行经济渗透，而通过殖民地经济开发计划又可以为英国在撤出之后借助自己在殖民地经济上及殖民地人民对宗主国的情感因素继续保证对其原殖民地事务的影响力，因此工党政府认为非殖民化过程中“……权力的转移并非意味着帝国的削弱和消亡，实际上它是力量的源泉” 。再例如，在1965年4月英国议会就有人提出：“英国的苏伊士以东的政策有必要来一次彻底的清算，英国的军事基地应该尽快地从这些地方撤退” 。

　　我们将英国和法国在非殖民化进程中的政策比较中就可以发现，这种自我准备撤退的情况在法国对外的殖民主义政策中很难出现。在印支问题上，英国和英联邦国家在促成印度支那地区和平的实现上发挥了重要作用。1954年法国在印度支那进行的殖民主义战争进入了死胡同的时刻，美国曾经对英国施加压力试图和英国一起进行干预，但是遭到了拒绝。“英国政府主张和平解决印支问题，表示反对在日内瓦会议举行前对越南进行任何军事干涉，英国公众和亚洲中立国家不会接受军事干涉政策” 。这说明，英国政府已经认识到时代的变迁不可阻挡，阻挠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要求没有任何结果，相反会给英国带来无穷无尽的麻烦，在国际舆论上对英国也会非常不利，会给英国背上沉重的政治经济负担。英国在非殖民化浪潮中的撤退，从根本上说是由于世界形势的变化，但英国政府在非殖民化问题上采取的主动姿态，表明了英国政治中的实用主义风格。

　　任何殖民主义宗主国的政策都是该国政治哲学的一种现实应用，法国也不例外。和英国相比，法国的整个殖民模式都具有较大的僵硬色彩和中央集权特征，缺少一种实用主义指导下的灵活性。例如：整个殖民印度支那的过程中，法国殖民者主要通过直接统治的行政管理方式，大力推行同化主张。法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一较为严密的行政管理方式，在加强殖民统治的同时，实现其同化目的，但是，“同化政策所产生的效果与这种政策原先追求的目的殊为不同” 。从宗主国角度看：“同化对法国殖民地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十分有限，甚至未能与法国的殖民政策相始终……同化只不过是法属殖民地行政官员们对殖民主义的目的和手段，所进行的别出心裁的理论探求而已” 。因此法国的一些殖民问题专家们又提出了一个“联合”的概念。这一概念提出，把印度支那视为法国一个省份的同化政策并不利于宗主国的经济发展，强调印度支那是与法国有机联系的组成部分，必须承认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差异和重视殖民地的特点与要求，主张“每个殖民地应按自己的文明发展” 。同时，“维护当地社会传统的风俗习惯，以便在土著精英与殖民当局之间创造出一种合作的关系，并让印度支那民众和法国人联合起来” 。但是法国政府却很难从根本上反思法国的殖民主义政策和指导思想，在世界形势发生巨变的时代缺乏殖民主义模式的调整，对殖民地原来的管理体制破坏得太严重，从而使联合变得不可能。法国依然垂直管理者印度支那的一切重要事务，可以这样说：对于法国殖民者而言，对殖民地某种程度上的间接统治或自治，从来就不是法国政府的目的。

　　在比较英国和法国殖民模式指导思想的演变过程中可以发现：“英国也有观点认为他们在殖民地的地位和影响必须通过调整其统治以最好地确保，殖民地位不可能无限期的持续下去。他们的政策与美国的相似，目标是最终放弃正式的政治统治性质，因预期到这一点，他们开始准备殖民地的自治和独立。但所采纳的具体方式在各个殖民地是有区别的，这有赖于各个殖民地的土著社会中的一些因素” 。与英国恰恰相反，“法国采用了一个在东南亚所有殖民地中最不灵活的政策。在杜美总督之后的四十多年时间里，建立了一个集权的殖民主义管理体系，这一体系被一直应用并且没有任何变化……实际上，在法国文献中就这一问题有两个这种理论占据主导。其中一个是针对保持传统的机构和土著社会的习惯，以与当地的精英群体和殖民统治者之间建立一个合作联盟，以实现印度支那民族和法国之间的紧密合作。与这一理论相反的另一些理论强调同化，其目的是使殖民地服从于只由法国观念、规范、文化、政治和经济主导的殖民政策。上述两个殖民理论都实践过，但因每个理论都包括可能已被证明破坏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统治的因素，每个理论都没有在实践中真正被执行。真正的情况是法国都只是部分运用了每个理论以加强其统治。建立合作关系的理论原则，是合作理论的根源，在法国殖民实践中完全未被采用，无论什么被保留下来的传统土著机构的因素，在本质功能上都已被剥夺了。同化的政策整体上比合作的政策更适合法国的目标，被很严格的付诸实践。但这也不是真正的同化，因为法国从不运用那些与其革命理想，如与自由、民主、平等相关联的政治思想。不论这两个理论如何，法国政策原则的主要特点是让印度支那变成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法国完全统治，这一基本的理念在整个法国在东南亚的统治阶段中从未被修改过” 。从以上的两国殖民主义指导思想的对比中，还可以发现：大革命后的法国变成了一个“具有民族性、自由性、世俗性和理性的国家” ，这使得法国人总是相信一种绝对真理的存在，这种真理可以被认知，因此我们可以谋求一个完美的路径与结局，特别是可以设想一种受到善或真理指引的彻底的解决办法：只要将恶的东西彻底砸碎清除，一切问题便都可迎刃而解。因此，“法国人在这里所从事的不仅有文化事业，同样也有经济事业。法国驻柬埔寨的专员和行政官吏从弱肉强食之中解救了、并且深深地爱上了这土地及其悠久的历史文明，他们把这块土地和这种文明看成是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文明” 。由此可见，法国总是试图寻找一种“绝对理论”来解释它对印支地区的占领，同时还总是希望用一种“绝对理论”去统治和同化印支本土居民。但是，从现实操作的层面上看，法国的这种想法从头到尾又是不成功的，如果和二战后英国殖民地发展情况比较来看，法国殖民地普遍经历贫穷和内战，更加证明了法国殖民主义指导思想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