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12-10 12:01:00
　　随着那份报告附录的是一长串“空间弯折试验”所需的设备和技术支持。
　　其中最重要的设备当然就是那颗人造玻璃 “小太阳”，它的正式名称为“灵学浮球”，其次是上述一系列的内部设施，再然后就是参与人员和生活品包括脱水和压缩食品、御寒的鸭绒和专用于猎杀企鹅的尼龙网。此外，还有一个较小的“灵学浮球”，日语称其为“回生体”。
　　如果我们翻开地图会发现，漫柯岛位于北回归线以南、赤道以北的热带海洋，距离赤道仅十余度，虽然属于海洋性气候却一年四季赤日炎炎，可看到上述的鸭绒和企鹅网我马上想到南极洲。难道日本人会“弯折”到南极去?那个回生体浮球又做什么用呢?
　　先说这些设备的制造。
　　日本人以精致和创意著称，反映在邪术设备制造方面也同样如此。这方面确实大大超过中国灵学界。迄今为止，中国民间魂术界也没有制造出象样的仪器设备，全部是“土法上马”，杯杯碗碗、箢篼撮箕，而官方灵学研究机构使用的仪器绝大多数从欧美进口。这其中当然也包括陆少校那个堆满药品和仪器的“相当于半个普林斯顿”的密室。“灵学浮球”是专为此次空间弯折实验发明的玩艺儿，其作用类似于白叶车站铁轨上那尊维纳斯雕像，是的，是“鬼门关”的象征。当然，这个用钢拱和钢化玻璃做的球不会碎裂，里面除了那些设备而外还有一个操作室，也就是说到时会有人生存在里面。也正因为不会碎裂所以它在空间异动和错位后，有可能会进入任何未知区域。

　　但日本人在精心计算之后，把这个“未知区域”定位在南极点附近。
　　南极是个广袤的大陆，为什么是南极点?
　　这个说起来又是日本人在灵学研究方面的一大突破，可以被载入灵学史。日本人在灵学空间及其弯折度的计算过程中发现，在物质的、被万有引力和当代经典物理学所统治的地球上，竟然有两个超越灵学定律和物理学定律的“点”，这两个点仿佛游离于所有理论框架之外，其意义相当于我们上面讲过的灵学空间中的“四角”，也相当于量子物理学中的“虫洞”，当然比虫洞更加诡异，虫洞是跨越多维时空的通道，这两个“点”却无可捉摸，并非出于“跨越目的”而存在，它们就像地球空间的“肚脐”，也许用口腔和丨肛丨门来比喻更恰当一些。如果我们视地球空间为一个生物体的话。

　　这两个“点”就是南极点和北极点。
　　但如何确定究竟是南极还是北极呢?
　　日本人发现这两个异常点后并没有马上向诺贝尔评委会申报什么灵学奖——事实上，灵学奖会在诺贝尔奖项诞生一百五十八年后由瑞典学院18位评委讨论正式设立，而是煞费苦心地进行了一番更加精密的灵学计算，动用了全日本一半的数学家和一半的灵学家。以课题拆分和主题科研方式进行，那些以黑面包为主食、穷尽其智慧的数学家们多数并不知道计算的目的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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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何空间都存在bug和漏洞，就相当于任何生物体都有进食口和排泄孔一样。
　　说这两个点是地球的肚脐也有某些理由，因为看起来它们就像瓜蒂一样是地球在形成时期自然生成的“结蒂”。这绝不是偶然现象，人类通过望远镜观察月球，也会在下方南极附近那些辐射状的竖线（静海和环形山）收尾的区域看见一个“小圆孔”。那是月球的“肚脐”。
　　但灵学上的“点”和星球“肚脐”不是一个完全意义上的等同体。它们有某种同一性，又有本质上的“差别”，就好比地理学上的南北极点和地磁学上的南北极点不完全重叠一样。所谓计算，事实上指的就是二者之差反映在空间弯折实验上的距离。大量繁琐枯燥看起来毫无意义的计算使一个名叫铃木的数学家因此而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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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本人雄心勃勃要精确定位弯折实验那个灵学浮球的去处。
　　所以该实验一再被推迟，直到山本五十六都已经被击落一年多以后的1944年7月18日，二战中最奇特的景观才出现：由挂着黑太阳旗帜的大明丸号和福冈号两艘驱逐舰打头阵，后面是一串战列舰和运输船组成的庞大舰队浩浩荡荡从日本本土开赴菲律宾以东像一颗明珠一般镶嵌在海面上的漫柯岛。一个零式战机组成的空中护卫机群虎视眈眈地望着800海哩以外的关岛美军飞机以及附近洋面上的航母群。

　　该实验的主要操作人是“鼹鼠组”的一位名叫“屋下桑”的鼹鼠。
　　他带着助手站在一艘运输船的船头，头上缠着一条涂有黑太阳的白绸巾。作为此次空间弯折试验的具体操作人。他跟坂早的风格完全相反。如果说坂早保留了日本旧武士气质的话，那么这个屋下桑则是新派日本浪人的代表。
　　他张牙舞爪而野心勃勃，与日军军部的那帮战争贩子打得火热，所以1939年他被授与了天皇勋章。到此，我和陆少校一直想搞清楚的南京事件主谋终于在本书中露面了。就是他，屋下桑。
　　屋下桑，九州屋下家族第九代魂术传承者，1934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灵学系，是熊尾博士的得意门生。师生联手把灵学在战争中的应用演绎得炉火纯青。发轫之作就是南京黑虫事件。南京事件，在日本解密文件中被叫作“南京癔症实验”。而在此次漫柯岛空间弯折实验中，坂早只是担当了一个很不重要的“祭司”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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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祭司，在中国魂术活动中也同样存在，可以被看做为监护者。前面灵伯告诉我，中国魂术中最厉害的五人大城、七人大城，其中主祭人只有一个，其余的人则被称为“祭司”。还有一个更中国式的说法叫“甩手祭司”。
　　无独有偶，日本魂术中也有这样的角色。
　　甚至连称呼都一样，可见中日灵学魂出一脉。
　　这个是一个纯人类和社会学的学术问题，有关中日两国的相似性一直是东亚学界的热点。作为题外话，这里插一段。这个在灵学上也可以有一个完美的解释，人类居住区可以分成陆居和海居两大类，越向极端化趋进，该人群的性格特征也越极端，无论文化和信仰等极端化倾向相当明显，但海居人群在数量上较少，除了几个岛国如英、日、澳、新而外，大部分是处于陆海之间，加上长期社会交往和混血，到今天我们能够从肉眼上进行区分的类别已经很少了。但总体来说，两大类的性格特征包括心理和精神层面的不同还是很显著。这种区别是如何产生的呢？

　　表面看是由于海洋和陆地的自然环境所致，这个当然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但本质上这个跟灵学影响有关。比如说，海居人群对于死亡的无畏是出于对死亡本身的崇拜，而陆居人群对于死亡则有一种宗教式的迷信，是外在施加的文化元素。抛开这些漫长历史上形成的文化元素，陆居人群对死亡是难以释怀的，充满了恐惧感。所以海居人群在对待死亡时其态度更接近灵魂学本义。为什么会这样呢？海洋运动从地底深处翻搅起来的远古遗物的影响。不要小看那些几乎是无形的远古元素比如带着微量金属的海藻、来自地心并且穿越厚厚海洋咸水壳的地磁等等。它们对居住在地球表面的人类的心理影响是十分强大的。

　　而大量处于海陆杂居的人群由于受到两种风气的影响，便形成了大量令人费解的神鬼文化。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中日两国人群有什么本质区别的问题了。
　　不同的灵魂观。
　　不同的居住地形成不同的对死亡的认识，不同的死亡观形成不同的对生命的认识，不同的生命观形成不同的对“我”的认识，不同的自我意识形成不同的宇宙观。所以日本人的笔下有很多“我”，甚至是触及灵魂的残酷的“我”，而中国人笔下则有很多优美的风景和优美的情感，却很少有“我”的存在。日本人对世界的研究总是针刺一般深入而细腻，而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总是淹没在一大片嘈杂的感叹中，模糊而优美。反映在灵学研究上面，也同样如此。

　　本书不打算专门讨论这个抽象的学术问题所以就此打住。
　　让我们回到1943年7月18日的漫柯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