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13-01-24 09:02:07
　　白宫职员也常光顾新闻办公室。我还记得一位，韦恩?霍克斯，他负责为记者和职员们安排交通事宜，有次开完墨西哥之行相关会议之后在我桌子边停下了脚步。他知道我来自新泽西，就跟我说他二战时曾在蒙茅斯要塞接受过军官训练，那里离我家农场很近，我们坐下来聊了会儿新泽西。后来我赫然发现在《纽瓦克晚报》一个叫“华盛顿快递”的栏目里竟然提到了这事，我母亲把这段剪了下来，寄给了家里每个人。报道写道：“史哈罗路上的米米?比尔兹利为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萨林格办公室增色不少，”我只能猜测着也许是韦恩授意报社某人写的段子，也许是为了试着在中期选举 或是总统竞选连任时在蒙茅斯市拉点选票，预先打的伏笔。

　　我很讶异每个人——从前门警卫到旅行办公室的人——竟然都能叫出我的名字，但我们根本就没正式相互自我介绍过。就好像我根本什么都没做，却一下子赢得了某个精英俱乐部会员资格一样。虽然我只是个实习生，我也立刻被接纳，感觉成了团队一份子。现在回头看，这是头几天给我留下的最特别的感受：归属感。
　　日期：2013-01-25 14:32:29
　　可惜这口气抒了没多久就又遇到麻烦了，我要怎样才能找到新闻办公室，而不是在白宫走丢呢。我穿过走廊，从正门走了进去，然后穿过接待大厅，停了下来。记者常在大厅里游荡，看看能不能趁达官显贵从椭圆形办公室里出来的时候，抓住他们做个采访。下一步该往哪儿走我毫无想法，只能向保安求助。他微笑着为我指路，把我带到了往左走的一处门厅。
　　我暗自希望菲德已经在那儿对我打招呼了，但我根本没看到她。其实我遇上的头一个人是总统新闻秘书皮埃尔?萨林格，他冲我招手，毫不客气地把我叫进了办公室。虽然他那时只有36岁，他已经是首都要角之一，也是媒体宠儿。（后来1964年10月他竞选加利福尼亚参议员，时代杂志把他放上了封面）肯尼迪竞选总统的时候他就是新闻秘书，显然在白宫里也会接着干下去。他身材不高，略有将军肚，看上去蛮赶时髦，但最后效果总有些乱，而不是雅致，出现时总是一手拿着雪茄，一手抓着一沓纸。肯尼迪核心圈子一般都是出身常春藤 名校，门第高贵，但他都不是。尽管如此，他也受过良好教育，小时候在旧金山老家还有钢琴神童美名，一肚子街头小聪明。正是他，明白肯尼迪机敏的反应对媒体而言是何种诱惑，戳着肯尼迪在电视上现场直播总统新闻发布会，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这样一来他的工作，和现在的新闻秘书一样，就成了负责管理不安分的白宫记者群，后者想和总统接触，却永远也无法得到全盘满足，所以有时候他还得安抚他们。他的男中音听上去很舒服，也很洪亮，办公室的门和墙根本隔绝不了，我在他办公室里听到的正是这样的声音。他前后来回踱步，用手指戳着空气，对桌边站着的两个男人咆哮着发号施令。他们和他都一样穿着，灰西装笔挺，白衬衫利落，还有薄薄的领带。后来我弄清了，他们是马尔科姆?克里杜夫和安德鲁?海切尔，都是助理新闻秘书。萨林格跟他们介绍我，说我是新来的暑期实习生，然后就把他们赶了出去。

　　日期：2013-01-25 14:33:48
　　他转向我，开始描述我最近的职责。
　　“看到这些电报打字机了吗？”他边打开浴室门，指着里面对我说。我在这之前从没见过这种机器，浴室里共有四台，两台靠着墙，两台在浴缸里，我很迷惑为什么它们要这样摆着。他们在那儿发出咔嗒咔嗒的声音，从美联社 、合众社 、法新社 和路透社 传来的文件源源不断地从他们嘴里倾泻而出。
　　“是噪声，”他说。我突然明白这解答了我的疑惑，为什么他们会呆在浴室里。
　　他又指向了墙上挂着的一套剪贴板开始解释。我的工作就是在电报纸泛滥到地板上之前，把他们切成一英尺长的一段一段，然后夹到墙上每个通讯社对应的板上去。
　　最后他告诉我可以叫他皮埃尔，然后就叫我出去了，“外面的姑娘们会把剩下的告诉你的。”

　　“姑娘”说的是他办公室外面敞开式房间里的秘书，严肃而工作认真，大多三十来岁，对“姑娘”这一称呼一点也不反感。老实说，我也不在乎被这么叫。当时我还不知道女权主义是怎么写的呢。这种安排对我来说简直是天经地义。男人主事，女人辅助。
　　克里斯蒂娜?坎普，皮埃尔的执行秘书，也是办公室女职员事实上的领导，带着我继续白宫启蒙之旅。为拿到我税前每周67美元的薪水，我紧接着花了半小时填入职表格。然后她带着我走到了新闻办公室入口处的一张灰色桌子后面，告诉我那就是我的桌子，还有边上笨重的雷明顿打字机。此外还有个电话机，标准黑色转盘机型，底座上还有六个闪闪发光的按钮，供我使用。对一个从未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来说——我此前只当过临时保姆和家政助手——这就好像是个全新的世界向我敞开了大门，充满了各种可能性。在白宫新闻办公室有张自己的桌子，有自己的打字机，一下子让我觉得似乎此生足矣。我竭尽全力让自己显得若无其事，但这一切都太是回事儿了，所有的一切都那么令人兴奋，那么不可思议。

　　日期：2013-01-25 17:13:44
　　我觉得似乎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身边的每个人似乎都精通一种小技巧，能同时看上去好像多动症一样，但又很放松。似乎因为身为某种特殊物品的组成部分之一而欣喜得脸上发红，身体发热。这种感觉很快也席卷了我，可能有生以来头一次，我也觉得自己很特殊，我开始觉得生命有了方向。
　　克里斯蒂娜?坎普解释说接打给新闻办公室的电话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她说得很清楚，对付这些电话是有艺术的。如果这不过是记者打来问个一般问题，例行公事，比如什么时候皮埃尔?萨林格会在办公室里开新闻简报会之类，那我自可以提供消息。但只要这电话涉及一点点实质性问题，比如要求对某项行政政策做出解释或仅仅要核对一句话，我就要立刻把电话转给更资深的人。我得学会应付这六个忽明忽灭的灯——是六条不同的电话线——一直在响铃，却不会相互切断，就像是玩杂耍一般。这虽不像火箭那么复杂，但头几晚我睡得不是很好，直到我完全搞懂了这个系统。

　　新闻办公室里一共有九个人，我们七个挤在这个小小的开放空间，而皮埃尔则一个人享受着宽敞的办公室。他办公室有两扇门，一扇通向我们这儿，另一扇打开后是一条过道，直通椭圆形办公室。（我后来读了皮埃尔的回忆录《和肯尼迪在一起》才知道，有时总统晚上会从椭圆形办公室到我们这小地方来探险，在我们桌子周围巡视。总统有借走书籍和文档的习惯，有时皮埃尔得从他床头柜上拿回来。）这里气氛相当开放自由，在那么狭小的空间里要完成所有工作。就算他工作性质很敏感，皮埃尔也很少关着门，我都能听到远处浴室里传来的电传铃声。像合众社这样的通讯社用铃声来凸出重要的信息，比如铃响四声意味着紧急消息，而铃响十次的“快报”，则是为最重要的新闻预留的。一旦铃响，我就得跳起来，替皮埃尔收取新闻电传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