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神社在台北圆山建成，约52647平方米，名为“台湾神社”，这是日本人在台湾建成的第一座神社。为方便日本皇族及特使参拜，特别建一座明治桥(今台北中山桥)，开辟敕使道路(今台北中山北路)。台湾神社属于最高等级的大社，由日本皇室奉献布帛、金钱、酒食之类的供品。1944年增祀天照大神，改名为“台湾神宫”。此后，日本有计划地在台湾推行神道教，建立了许多神社。

　　因日本人设立神社引起了一次高山族人民的大起义。
　　日本殖民者强迫高山族人民进入森林砍伐巨木，兴修神社。高山人视巨木为守护神，砍伐巨木使民众十分惊恐。日本丨警丨察为使树木完好，不允许将树木拖地而走，而要伐木人肩扛手抬。沉重的劳役与对神树的污辱，使高山族人的愤恨达到了极点。
　　1930年10月7日，高山族泰雅人首领莫那鲁道决定领导群众发动武装起义。他们把起义时间定在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台湾义军打死的日子，日本殖民当局把这天定为“台湾神社祭日”。雾社的小学每年都要举行运动会，附近日本人都要参加。
　　起义这天上午8时，运动会开幕，小学生及其家长被迫唱起日本国歌，突然，一个高山族青年冲入会场，举刀砍下了日本人头目管里正卫的头。会场立刻大乱，埋伏在学校四周的高山族青年一齐杀入会场，见日本人就砍。霎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在场所有的日本人都被砍杀。在莫那鲁道的指挥下，经过一天的战斗，起义者扫荡了12个丨警丨察所，杀死日寇137人，砍伤18人，缴获了180支步枪和1挺机关枪，23万发子丨弹丨和大批粮食。


台湾的日本“神宫”的开始到毁灭（2）

　　日军调来了1000多人，加上各地日警5000多人，对人口仅2000多人的雾社进行“扫荡”。飞机在雾社上空狂轰滥炸。30日，日军进占雾社村庄。进村后，日寇烧杀抢掠后，用山炮把村庄全部摧毁。更为狠毒的是，日寇竟对雾社山区施放毒气弹，许多起义战士被毒死。山林谷地毒气熏天，到处尸首累累。事隔半年之久，人们仍不能进山。

　　面对凶残的敌人，起义战士毫不畏惧，他们用竹枪、大刀和从敌人手中夺过来的少量步枪，与数十倍于己、拥有先进装备的强敌血战一个多月，共杀敌4000余人。为了激励丈夫和儿子勇往直前，没有后顾之忧，许多高山族妇女悬梁自尽。敌人集结全部兵力攻击莫那鲁道坚守的岩窟。莫那鲁道集中余下的起义者，把指挥权交给了长子达拉奥，命令他战斗到底，自己带着家人走入森林。

　　战斗了40多天，勇士们饥寒交迫、弹尽粮绝。莫那鲁道见大势已去，遂于妻儿死后，在断崖上用枪自杀。雾社高山族人大半壮烈牺牲。莫那鲁道尸体没有完全腐化，一半变成木乃伊。多年后，被狩猎人发现，日本人将其送到台北当做人类学标本。20世纪70年代，台湾当局将其遗骸在雾社安葬，并建立雾社起义碑，以供世人永远缅怀。
　　1934年，日本台湾总督府发布《台湾社会教化要纲》，强调要“努力以皇国精神的彻底普及来实施国民精神的教化”，要让台湾人体会“崇敬神社的本意”，并规定“将神社作为地方教化的中心”。而“台湾神宫”自然就成了台湾岛最大的“教化”场所，日本总督当局规定每年10月8日是“台湾神宫”例行的“祝日”，全台湾岛的学生必须到“台湾神宫”搞“新年参拜”、“毕业参拜”，一有机会就组织学生集体参拜。

　　1944年，建成的新“神宫”替代旧的“神宫”，迁宫日子定在10月28日北白川宫能久亲王被杀的那天。因美国飞机经常轰炸台湾，日本人日日胆战心惊，也做好了防空准备。日本人躲过了美国飞机，顺利迁到新神宫。日本人正在庆幸。
　　可是，苍天有眼。10月24日，在缅甸的日军帮凶“印度义勇军”的头子詹度拉玻士，携带着巨额“复国资金”乘坐一架日本运输机从日本东京起飞，欲经过台湾上空飞往印度。这笔“复国资金”其实是大量珠宝。原本一切正常的飞机在台湾上空忽然失去控制，不偏不倚，正好一头扎在了台湾新“神宫”里。烈火冲天，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灵位、日军帮凶、珠宝、神社一起化为灰烬。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有人提议在“台湾神宫”旧址建抗日志士忠烈祠，未获得台湾当局的支持。1952年，在这地方建成台湾著名的圆山饭店。
　　但是，北白川宫能久亲王的阴魂并未消散。他的灵位又被供到靖国神社，与后来的侵华刽子手的灵位摆在一起。

“二七大罢工”发生在2月4日

　　多数日历上的2月7日这天，写的是“二七大罢工纪念日”，这种写法，混淆了“二七惨案”与“二七大罢工”，极容易让人对这一在中国现代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产生误解。
　　1922年，地处京汉、陇海铁路交会处的郑州，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４月9日，京汉铁路各工团代表在长辛店召开发起成立全路总工会的筹备会，8月10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二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定于9月20日前在郑州成立总工会，并在全路开始整顿工会组织。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第三次筹备会议在郑州召开。会议认为建立总工会的条件已经成熟，决定2月1日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正当即将开会之时，1月28日，郑州丨警丨察局局长率领丨警丨察多人，到总工会筹备处宣布吴佩孚的电令，禁止铁路工人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大会。次日，吴佩孚从洛阳电令郑州驻军，对铁路工会活动实行监视，不准工人###。1月30日，***员李震瀛、史文彬、李焕章及工人代表凌楚藩、杨德甫等代表全体工人到洛阳面见吴佩孚，提出：根据约法和吴佩孚1921年的政治主张，京汉铁路总工会召开成立大会是合法的，吴非但不能禁止，而且应该给以保护。但吴佩孚仍坚持反对大会召开并以武力相威胁。工人们无比愤怒，一致认为应该冲破一切阻力，按时召开大会。2月1日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的代表４3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列队向会场进发。沿途军警荷枪实弹，关卡层层，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工人代表终于不顾敌人刺刀、棍棒的威胁，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了会场。这时，反动军警将会场层层包围了，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

　　与军阀发生冲突后，中国***在京汉铁路的主要领导人决定把总工会的临时办公处迁至汉口江岸，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
　　2月４日，总工会一声令下，号召工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宣布京汉线全路开始大罢工。
　　吴佩孚等反动军阀在英帝国主义的指使下镇压罢工工人。４日，敌人采用高压手段，强迫复工。5日，在郑州逮捕了郑州铁路工会委员长高斌和姜海士、刘文松、王宗培、钱能贵等人。
　　2月7日，吴佩孚对京汉全路罢工工人实行了大规模的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在河南，郑州有6人被捕，1人被迫害致死，彰德、信阳、新乡等处都有工人被杀。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员林祥谦，总工会法律顾问、***员施洋，惨遭杀害。广大工人受到迫害，郑州党组织也被破坏。工人在斗争中争得的权益全部被剥夺，工会全部被封闭。

　　京汉铁路大罢工是2月4日开始的，并不是2月7日，虽然称“二七大罢工”，但2月7日并不是罢工的开始时间。2月7日是反动军阀用武力镇压罢工的时间，最好称为“二七惨案”而不称“二七大罢工”。

张学良一块银元的秘密

　　1931年“九一八”，日本人占领沈阳，他们首先劫掠的目标之一，自然就是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统治的心脏大帅府。这天，一大群日本士兵冲进了大帅府，径直扑上二楼张学良的卧室。这些强盗首先看中的是一个保险柜。这张学良卧室的保险柜里面装的，总该是机密文件或是金银财宝吧！日本士兵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是把保险柜砸开了。保险柜一开，这些日本士兵傻眼了，里面除了一枚袁大头银元，什么也没有。这帮日本士兵大失所望，只好拿这一块袁大头当战利品上缴了。张学良的保险柜中仅有一枚银元，这事当时被当成新闻见诸报纸，一下子就引起了各界的种种猜测。

　　多年以后，当时任东北军总部外交处长的王家桢，道出了这一块银元的秘密。王家桢是张学良的心腹要人，亲眼目睹并参与了枪毙杨宇霆、常荫槐的一些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