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三首《忆江南》词，为我们展示出美丽的水乡江南胜境，成为脍炙人口、流传千古的名作。但是，如果仅仅只是读到作者描绘了江南水乡的秀丽风光，是对江南的美好回忆，唤起人们对祖国河山和美好事物的无限热爱，这是不到位的，我们不仅要看到这是写景的佳作，更应该看到这三首《忆江南》中深一层的内涵。想一想他到底在忆什么。

　　白居易于长庆二年（公元822年）至长庆四年（公元824年）为杭州刺史，宝历元年（公元825年）为苏州刺史，但只几个月就因眼疾回到洛阳。也就是说白居易在江南待的时间最长的就是杭州。这三首词是白居易67岁时的回忆之作。白居易的杭州为官，最为自豪的是他的政绩，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治水。一个当上了官的读书人，能够将自己的所学造福于民，这是白居易人生的最好的落实，回忆这些，是作者最大的慰藉。三首《忆江南》中，字面虽然写的是景，但是处处隐约透出作者对为政江南，特别是在杭州时的得意与自豪。

　　正如词中所说的，三首《忆江南》是有“最忆”与“其次”的，是有顺序的。
　　第一首。“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排在“最忆是杭州”之前，虽不说是“最忆”，但是位置已经是列在最先了。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这是说自己时时惦记着江南。这里的“江花”之“江”，我们不应该老实地理解为河流或是长江、钱塘江。红胜火的花应该是荷花，流动的江水中是无花的；绿如蓝的水，不应该是流动的江水，而应该是湖水。这首词写的其实是西湖。
　　将西湖之忆放在最先，时时挂念，除了西湖之美，主要原因应该是，回首当年带着杭州人民对西湖的治理。白居易对西湖的感情，在他的诗中经常有所流露。在杭州时，他曾带领百姓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水井，以利饮用。至今西湖还为我们留下了不少关于他的传说。如果仅留恋的是红胜火的花、绿如蓝的水，那样就成了闲梦的江南，那就是游客的江南了。白居易的江南，留有他的播种，留有他的心血，这样的江南之忆，实是收获果实一样的品味。

　　第二首说的是“最忆是杭州”，却放到了第二位，排在了西湖之后。“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其实这算不上写景，实际是写人，是写自己，是写自己工作后的业余生活。公务之余行走于山寺路上，毫无负担地赏月；案牍之暇屈肱侧卧，心境平和地看潮，这是身体的休息，更是心理的放松。这种紧张之后的解放，闲极无聊的散人是不可享受到的；这种工作之余的坦然，是刮地三尺的贪官绝不会有的。这些追忆中，流露着安宁、闲适与坦然。这实在是对杭州之任的自我欣赏。

　　第一首写的是江南人司空见惯的荷花、绿水，第二首写的是公余的惬意，只有第三首“江南忆，其次忆吴宫。吴酒一杯春竹叶，吴娃双舞醉芙蓉。早晚复相逢?”写的是苏州，写了酒，写了歌舞，写到了真的文人骚客的江南。但是，三首之中，也就这首最是“其次”，最少有人称道。究其原因，就是只有娱乐，少了前面两首的那种真情。白居易任职苏州，只有几个月，就因眼疾而离开，他想在苏州继续杭州事业的想法没能实现。他离苏州时，郡中士民涕泣相送，这是对他杭州政绩与人品的褒扬，同时也为他不能为苏州百姓做主痛心。

　　白乐天二十多岁就中了进士，从此游泳宦海，几上几下，几经波折。唯杭州之任最少羁绊，最有作为。一心治国平天下的他，能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回忆起来，收获的自然是甜甜的慰藉与温馨。而当官不为民做主的贪官、昏官，即使心如铁石，也难免有负罪的恐惧，他们是不会有这样的平和而美丽的回忆的，写写山水花月已经不错了，断不可能写出白居易一样的江南深情。


春夜为何喜雨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这是自小耳熟能详的杜甫的《春夜喜雨》。
　　杜甫的《春夜喜雨》喜在哪里？喜在“好雨”。“好雨”好在哪里？好在“知时节”，好在“润物细无声”，好在能让“花重锦官城”。读到这里，只是读出了诗的表面，只达到了阅读的第一个层次。只有再提出一些问题，再深入一些，才能读到诗的本质、诗的真意，才能对诗有高层次的理解。
　　“好雨”好在“知时节”，这“时节”与诗人有什么关系？作为文人，只要写诗，只是赞美雨之“好”，那是完全不用管它是否应了时节的，只要雨好就行，清明、谷雨、惊蛰、芒种是可以不必关心的，是可以不必强调的。关注时节本来应该是种田人的事，可是杜甫在这首诗里首先关注的却也是时节。

　　“润物细无声”，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是可“润”的，有些东西“润”了好，有些东西“润”了却是不好，衣服、残破的茅屋，让雨润湿了并不好。看得出来，作者说“好雨知时节”、“润物细无声”，是喜在“当春乃发生”的雨会给农民带来好的收成。诗人关心的不是有雨可赏，而是想到了农民的耕种。
　　因为心中有了人民大众，所以他推窗去看，看到的并不是院子和门前的花树，而是远处的“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于是作者想象了，“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花重锦官城”这是全城之喜，并非是个人之独乐。因为诗人的喜与大众的喜是一致的，是以天下之乐而乐，所以才有了《春夜喜雨》之喜。
　　《春夜喜雨》作于杜甫躲避战乱，流寓成都，这是国家最为动荡，诗人个人生活最为艰难的时期，可是，纵观这一时期杜甫的作品，却是最有人民性的，他是时时将自己的疾苦与天下人的疾苦联系在一起的。《春夜喜雨》也是这样，虽然这首诗并没有像《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那样直呼，但在诗中隐约透着作者的人民性。这样的喜，并不是简单地为雨而喜，并不是自我之喜，诗中的雨与“应是绿肥红瘦”之雨，不可同日而语。

　　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作品的人民性是最重要的特征，只有读出了《春夜喜雨》中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情感，才是读到了诗的深层。

公孙大娘是老大娘吗

　　杜甫有一篇著名的《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这位公孙大娘是唐代最杰出的舞蹈家，她的出身、年龄都不见记载。有的人根据“大娘”，认为公孙大娘是个老大娘、老太太。
　　杜甫的诗开头一句是：“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器动四方。”这是说杜甫小时候看到过公孙大娘舞剑。这时候的公孙大娘，是个“佳人”，又能舞剑器动四方，不像是老年妇女，但杜甫仍称她“大娘”。杜甫56岁那年，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还是称她大娘。
　　《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诗序中说：“昔者吴人张旭，善草书书帖，数常于邺县见公孙大娘舞西河剑器。”书法家张旭，一般认为生于658年，卒于742年，比杜甫（712—770）大50多岁。杜甫年谱记：717年，玄宗开元五载，杜甫6岁，尝至郾城，观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这时尚称得上佳人的公孙大娘估计也就是20多岁，而张旭已经年近花甲。可是张旭也称“公孙大娘”。

　　诗序中有：“余公孙大娘弟子也。”这出自公孙大娘弟子之口，学生弟子也称老师为“大娘”。
　　学生称她大娘，6岁的杜甫称她大娘，年近花甲的张旭也称她大娘，这个“大娘”就不应该是老年妇女那个大娘了。
　　现在的“娘”，北方地区多是指母亲。古代的“娘”，可以泛指所有女性，也可以是母亲，许多女孩子的名中有个“娘”字。
　　萧遥天《中国人名的研究》中“唐人称呼喜标榜排行”一节说：“唐代的妇女也以行第称呼，丁六娘歌十索，杜甫观公孙大娘舞剑。”可见，公孙大娘的“大娘”是排行。“公孙大娘”其实就是公孙家排行第一的大女儿，并不是老年妇女。如果她是排行第二，那就得叫公孙二娘了，排在第三，就是公孙三娘。当然了，“大女儿”最终是要长成“老大娘”的，但那是另一回事儿。

　　唐代爱以排行称呼人。李白称李十二，刘禹锡称刘二十八。诗歌中留下许多排行人名，仅从诗名就可以见到：王维《送元二使安西》，李白《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二首》、《与夏十二登岳阳楼》，杜甫《赠卫八处士》，韦应物《秋夜寄邱二十二员外》，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