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的情况下，赵国最重要的是与楚国“定从”，是使楚王能够与赵国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秦国。这个时候，光是吓唬楚王是没有用的，大骂白起、轻视白起不但没用，而且是离题太远。毛遂高就高在抓住了楚王的心理，强调白起本来是个小人物，可是因为攻打楚国而得了荣誉，以“白起，小竖子耳，率数万之众”，把“地方五千里，持戟百万”的楚国打得大败，这一事实与“辱王之先人”，这“百世之怨”、“赵之所羞”的对比，激起楚王的自尊，进而达到“合从”的目的。毛遂讲话的中心是“辱”、“怨”、“羞”这几个字。说“白起，小竖子耳”强调白起之小，以突出这个中心。毛遂的本事不在于勇气，而在于说服，“以三寸之舌，强于百万之师”。“白起，小竖子耳”，说白起本是小人物，就是毛遂善于心理分析、善于击中要害的具体体现。这是一处妙笔。如果理解成了毛遂是在骂人，是在骂白起，那就破坏了毛遂的形象，也偏离了文章中心，同时也有损司马迁的笔法。

　　“白起，小竖子耳”，“耳”用于句尾，一是表示限止，译为“不过……罢了”，这是最常用的；二是表示决定；三是同“邪”、“乎”，表示疑问、感叹（见杨树达《词诠》）。如果依通常注释，这个“耳”就失去了着落，怎么译都不合适。只有译为：白起不过是个小官罢了。这样“耳”字才有了恰当的落实。
　　“白起，小竖子耳”，就应该解释为：白起不过是个小人物。

从“三军可夺帅”的“夺”说起

　　《论语·子罕篇第九》中有：“子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许多人认为，这里的“夺”就是“被夺走”，王力《古代汉语》的注释就是：“三军人数虽多，如果军心不齐，它的主将也会被人夺走。”主将能被人夺走，志向也能被人夺走，这都不好理解，是说不通的。
　　其实，这里的“夺”并不是夺走，而是“改变”的意思。
　　同样的话还有人说过，那就是军事家孙子，《孙子·军争》中说：“故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气是不可能被夺走的，心也是不可以夺走的。
　　《吕氏春秋·诚廉》：“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赤。”石头的坚硬怎能“夺走”？丹砂的颜色怎能夺走？这两个“夺”，全是“改变”的意思。

　　晋李密《陈情表》：“行年四岁，舅夺母志。”意思是说舅舅改变了母亲不再嫁之志。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正确的解释应该是：三军中最重要的统帅是可以换人的，但是，一个普通人的志向却不可以改变。
　　孔子说这话的目的是告诉学生，一个人应该坚定信念，矢志不渝。
　　《论语·泰伯第八》：“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临大节而不可夺”，就是临大节而不可变。
　　关于“夺”的另一重大误解出自屈原的故事。

　　《史记·屈原列传》：“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与之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平不与。”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的“夺”，也有人解释成“夺走”、“抢夺”。可是，一个堂堂的大夫，直接就从“与之同列”、“王甚任之”的左徒屈原手中抢夺楚怀王指令写的“宪令”草稿，这有点儿太不像话了。上官大夫虽然不怎么样，但也不至于这么公开撒野吧，得装装样子吧。屈原草拟的是“宪令”——国家基本法，这种东西也抢得的吗？草稿未定不是金币，谁抢到手就是谁的。敢抢宪令，这事弄到楚王那儿，上官大夫不得挨收拾？

　　联系屈原写的宪令尚是“草稿未定”，还没有确定下来，应该是上官大夫想要趁稿子未定时更改一些对自己不利的条文。“屈平不与”，是屈原没有同意。屈原不同意更改宪令，上官大夫也没有办法，就背后到楚王那儿说屈原的坏话，整人。
　　“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就是上官大夫得知屈原起草宪令，想要更改。

草船借箭：孙权—周瑜—诸葛亮

　　草船借箭是《三国演义》最精彩的一段，是最能表现诸葛亮智慧的故事，这故事可谓家喻户晓，可是，真实的草船借箭并不是这样。
　　《三国志·吴主传》引《魏略》说：“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权因回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
　　说的是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带兵南下进攻东吴的濡须（安徽无为东南），孙曹两军隔长江相持了一个多月，也没分出个胜负。这天，孙权亲自坐着条大船来到江面观察曹军的动向，结果挨了一顿猛箭，差点儿把船给弄翻了。曹军集中“火力”，没少用“子丨弹丨”，看来是下了狠劲儿。孙权没有借箭的意思，也没说是草船，只是察看敌情。孙权船的一侧中箭太多，有些倾斜，将要翻船。孙权急中生智将船调个头，让另一面也受箭，两面挨打，求个平衡。结果平安无事回到营寨。

　　《魏略》是魏国郎中鱼豢写的，自己人记自己的事，犯不着往孙权小儿脸上搽胭粉。此事应该是真实可信的。
　　孙权没有想到借箭，但将船换一面受箭，说明孙仲谋脑瓜好使，这事本身也挺有意思。
　　到了宋元话本《三国志平话》，变成了另一个人。“周瑜用帐幕（遮住）船只，曹操一发箭，周瑜船射了左面，令扮棹人回船，却射右面。移时箭满于船。周瑜回，约得数百万支箭。周瑜喜道：‘谢丞相箭。’曹公听得大怒。”
　　这时，也看不出周瑜是借箭，只是得了便宜卖了乖，气一下曹操。说“约得数百万支箭”，这已经是小说家的夸张，一个人射出十支箭，就需要有十万人同时开弓，还得除去射到水里的，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中国人有个习惯：好事全是算一个人的。到了《三国演义》，主角成了诸葛亮，聪明全到了孔明一个人身上。《三国演义》第四十六回说，周瑜要杀孔明，命他监造十万支箭，以及孔明立下军令状，利用大雾的机会，逼近曹营，用草船借箭，还跟鲁肃一边借箭一边喝着小酒唠闲嗑。故事生动、好看，但只是故事，并不是真的。

　　现在小学课本也有了《草船借箭》。从娃娃抓起，草船借箭的主人是诸葛亮，已经难以更改。

《三峡》不是郦道元写的

　　署名“郦道元”的《三峡》，被选入中学课本多年，这篇选自《水经注·江水》的短文只有一百多字，写得极美。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其实，郦道元根本没有到过三峡。
　　郦道元（约470—527），生活于南北朝的北魏，当时南北朝对峙，北魏的势力从来没有达到三峡一带。北魏最强大的时候也是“遗之度外，吴蜀而已”，也就是说，北魏没有占领包括三峡的长江流域。郦道元一生都在北朝做官，也没出使过南朝，他是不可能到过三峡的。
　　没到过怎么会写出这么好的文章呢？答案是，这些文字不是他的作品，是别人写的。
　　郦道元为《水经》作注时，收集了大量前人的资料，达437种之多，而多不说明出处。现在看到的《三峡》一节，即是引自南朝盛弘之的《荆州记》。
　　郦道元只是对盛弘之的文字做了小小的改动，就是“惟三峡七百里中”、“朝发白帝暮宿江陵，凡一千二百余里，虽飞云迅鸟，不能过也”等几处。

　　唐朝欧阳询等编的《艺文类聚》、北宋李昉等编的《太平御览》早已经指出《三峡》一节并非出自郦道元之手。遗憾的是，中学课本还是标明作者是郦道元，侵犯了盛弘之的著作权。
　　盛弘之是南朝刘宋临川王的侍郎，他写的《荆州记》是一部地理著作，主要是记载荆州与古代楚国的地貌及其变迁，兼及各地的乡情、盛物、人事典故、名胜景点。
　　《水经注》除了引用盛弘之的《荆州记》，还大量引用了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庾仲雍的《江纪》，有的说明了出处，有的没有说明出处，因而造成了误解。
　　虽然当时中国分裂为南北朝，但是郦道元认为中国应该是统一的国家，南北都应该在《水经注》记述之内，所以虽然没有能力到达南方，却对南方水系力图详细记载，引用别人的文章也是不得已。同时，郦道元对引用的文字也作了一定的修改，有的修改还非常精彩。再说了，如果没有郦道元的《水经注》，盛弘之的《荆州记》、袁山松的《宜都山川记》，恐怕要湮没在历史长河中，不会为世人所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