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写的只是巫峡

　　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重岩叠嶂，隐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见曦月。至于夏水襄陵，沿溯阻绝，或王命急宣，有时朝发白帝，暮到江陵，其间千二百里，虽乘奔御风，不以疾也。春冬之时，则素湍绿潭，回清倒影，绝巘多生怪柏，悬泉瀑布，飞漱其间，清荣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涧肃，常有高猿长啸，属引凄异，空谷传响，哀转久绝。故渔者歌曰：“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这是初中课本中郦道元的《三峡》，然而，读这篇文章时，可要当心。
　　虽然文章开篇一句就是“自三峡七百里中”，其实，这段文字只写了一个巫峡，并不是我们所认识的瞿塘峡、巫峡、西陵峡这三峡。
　　在这段文字之前还有：“江水又东，迳广溪峡，斯乃三峡之首也。峡中有瞿塘、黄龛二滩。其峡盖自昔禹凿以通江，郭景纯所谓巴东之峡，夏后疏凿者也。江水又东，迳巫峡，杜宇所凿以通江水也。江水历峡东，迳新崩滩。其间首尾百六十里，谓之巫峡，盖因山为名也。”这部分已经写完了“三峡之首”、“瞿塘、黄龛二滩”。接下来才是“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这才是开始写巫峡了。

　　《三峡》之后的文字接着是“江水历峡”、“江水又东径流水滩”、“江水又东径宜昌北”、“江水又东径狼尾”、“江水又东径黄牛山下”，然后是“江水又东，迳西陵峡。宜都记曰：‘自黄牛滩东入西陵界，至峡口百许里，山水纡曲，而两岸高山重障，非日中夜半，不见日月，绝壁或千许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类。林木高茂，略尽冬春。猿鸣至清，山谷传响，泠泠不绝。’所谓三峡，此其一也”。这段文字才写到了西陵峡。

　　长江三峡或奇或险或壮美，各有各的特点，课本选文这百余字仅说了一个巫峡，在这之前所说的是瞿塘峡，在这之后写的是西陵峡。观文意，“两岸连山，略无阙处”之前省略了主语“巫峡”。“自三峡七百里中”只是状语，起限定范围作用。全句应当是：在七百里三峡中，巫峡两岸连山，略无阙处。《三峡》一节以“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收尾，其实也已经告诉我们，这部分写的仅是巫峡。

　　还应该知道的是，三峡并非七百里。
　　《三峡》原文“自三峡七百里中，两岸连山，略无阙处”，“七百里”课本无注，种种翻译、解释全认为“七百里”就是700里。无解说即表示没有疑问。其实，三峡是193公里，也就是不到400里。400、700，古今对里程的认识不会差距这样大吧？其实这“七百里”并非实数，极言其长，行文造势而已，不可实解。

听好“丝竹”弦外音

　　刘禹锡的《陋室铭》中有：“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
　　“丝竹”，中学语文课本注释为：“琴瑟、箫管等乐器。这里指奏乐的声音。”这是沿用了旧注，只是字面上的解释，真正理解“丝竹”在《陋室铭》中的含义，光是说到这里是不够的，还应当“听”出来“丝竹”在这特定语境中的弦外之音。
　　《陋室铭》先说了“可以调素琴”，又说了“无丝竹”，又是有乐器，又是无乐器，若仅依教材注释就出现矛盾了。可见，这里的“无丝竹”并不是真的没有“琴瑟、箫管等乐器”，而是有其他意义的。
　　其实，这里的“丝竹”与“素琴”是反义相对，“丝竹”并不是指一般的乐器或音乐，而是指与村野、朴素相对的华靡、典雅的音乐。
　　丝竹指华靡、高贵的音乐的例子，可以举出许多。

　　《三国志·魏志·陈思王植传》：“窃位东藩，爵在上列，身被轻暖，口厌百味，目极华靡，耳倦丝竹者，爵重禄厚之所致也。”“丝竹”与“轻暖”、“百味”、“华靡”成同义对举。王羲之《兰亭集序》：“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怀。”“丝竹”是与“盛”相连的，是与“一觞一咏”相对的，这里的“丝竹”就是指华丽、喧闹的音乐。白居易《琵琶行》说了“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后，又说“岂无山歌与村笛，呕哑嘲哳难为听”。“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可是又有“山歌与村笛”，可见，这“丝竹声”并不是所有的音乐，而是指城市里典雅的音乐，与“山歌与村笛”相对的音乐。欧阳修《醉翁亭记》“宴酣之乐，非丝非竹”，欧阳修在这里以“丝竹”为非，喜的却是“负者歌于途”之“歌”，这是抑华靡而扬村野、清新、自然。清人黄景仁《绮怀》诗“结束铅华归少作，屏除丝竹入中年”。“铅华”是妇女化妆品，这里是浮艳的借代。“铅华”与“丝竹”是同义词。

　　刘禹锡的《陋室铭》，主旨是表达安贫乐道，超脱凡俗的清趣，对市井奢华，官场纷繁的摈弃。将“丝竹”理解为华丽、侈靡的音乐，更符合文章的原意，这样，“可以调素琴”与“无丝竹”的矛盾也就迎刃而解了。

“钩鱼”不可作“钓鱼”

　　《口号万岁》一书中的《阿骨打的骨气》有：
　　《辽史》卷二七载：“天庆二年二月，（天祚帝）幸混同江钓鱼，界外生女真酋长在千里内者，以故事皆来朝。适遇头鱼宴，酒半酣，上临轩命诸酋长次第起舞，独阿骨打辞以不能。”……当时女真人处于原始公社后期，被迫向强大的封建帝国契丹大辽朝贡。辽国皇帝远足去钓鱼，女真的一些酋长不远千里前来捧场。
　　说的是一个著名的历史故事，这里的“钓鱼”应该是“钩鱼”。不少人因为不了解“钩鱼”，写作“钓鱼”。
　　《阿骨打的骨气》所引的《辽史》卷二七，此处原文就是“钩鱼”并不是“钓鱼”。
　　天祚帝钩鱼的混同江即松花江，若只是小小的钓鱼，犯不上兴师动众，大张旗鼓，远行混同江。农历“二月”黑龙江正是严冬，凿冰下钩，用大缆拴上大钩，钩黑龙江流域的鲟鳇鱼。鲟鳇鱼可达几百斤至千斤，钩鲟鳇鱼不是容易的事，有似后来的木兰围猎。辽帝钩鱼是春“捺钵”的主要内容。“捺钵”契丹语，又作“巴纳”，即国君渔猎行营的帐篷。春“捺钵”时，皇帝和臣僚共议国事，校猎讲武，属国、部族的酋长、首领都来朝见，皇帝设宴款待，君臣共贺。

　　钩鱼意义不仅仅是鱼，既是比武，也是接见“外宾”，还是开大会，场面很大，很热闹。

水泊梁山文化人

　　《水浒》主要写的是英雄好汉行侠仗义的故事、拳脚枪棒的功夫，对于文人之事自然没有过多描写，然而，一百零八将并非全都是只知舞枪弄棒的草莽武夫，好汉之中也有许多文化人。
　　梁山的领导层就是一个知识分子的群体。宋江出身于刀笔吏，能书善文；军师吴用本来就是教书先生，智多星，大“学究”；卢俊义，卢大员外，也有良好的文化教养；善于运筹的公孙胜，文化程度更不用说了。正是这些有文化的人，构成了梁山具有高度指挥能力的领导核心。
　　武将之中的文化人，有幼读兵书的关胜，三教九流无所不通的董平，武举出身的韩滔，将门之子彭玘；林冲、呼延灼、花荣、杨志、徐宁`等人出身将门，做过军官，也都是具有一定文化的。
　　即使是出身低下的人，也不是全无文化的，如武松也“颇识几字”，识得景阳冈上的榜文，并能在鸳鸯楼上题字。石秀能“细细写一本清账”。
　　梁山还有一批具有专业技能的知识分子，如神机军师朱武，掌管粮钱的柴进和李应，传送文书的戴宗，书法家圣手书生萧让，“极好刀笔”的裴宣，“精通书算”的神算子蒋敬，专攻兽医的皇甫端，“重生扁鹊应难比”的神医安道全……

　　有些人虽然看不出是知识分子，但也是具有技艺的专门人才，如善于经营酒店的朱贵，精于雕刻的金大坚，搞服装设计的侯健，被称为“妙手楼船匠”的孟康，监造城垣的陶宗旺，金毛犬段景住虽是盗贼却是相马的伯乐。